鸦片战争以来直至民初,列强不断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沦落。尤其是民四(1915)年间所订立的一系列中日条约,可以说是中国外交处于谷底的一个显著标志。一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帝国主义阵营出现了松动,这为中国争取平等与自主的斗争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在中国国际地位持续下滑的同时,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呼声空前高涨,各项斗争也逐步展开。中华民国创立之后,近代化的外交体制得以确立,外交家的整体素质不断提升,诞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群体。他们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列强进行了不屈的抗争,顾维钧就是其中的代表。顾维钧废除不平等条约理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萌生到确立的过程,而这又与其成长经历及所受的中西式教育紧密相联。民国元年,顾维钧学成归国,进入外交部。北洋政府时期,顾维钧从事的废约活动始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此后,他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中苏复交谈判、中比修约谈判等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维护了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成为这一时期废约外交的主角。作为弱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废约实践中始终坚持自主外交原则、现实主义原则、国际法原则和超党派外交原则,积极运用“联美制日”和“国别谈判”的外交方略,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利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顾维钧在对外交涉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而其最可敬的态度,则是勇于任事。他一直保持着某种超然的政治心态,以审时度势、预留后路的远见和技能在其废约外交生涯中留下了华彩。顾维钧的废约外交是顾氏外交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之一页。他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贡献卓越。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和北洋政府的诸多弊端,所以制约了顾氏废约外交的有效运作。在曲折的废约历程中,尽管顾维钧取得的成果有限,但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