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所要探讨的是山西票号的资本属性。自道光三年(1823年)日升昌票号创办起,山西票号历经百余年从兴至衰,各票号分号曾遍布全国,甚至境外；业务服务对象,下涉百姓生活,上达清朝政府,曾运行管理清政府国库的职责。山西票号之所以成为金融界的翘楚,并奇迹般创造了令后人为之惊叹的辉煌业绩,是因为它能迅速适应当时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需要,积极转变业务结构。笔者运用《资本论》中生息资本判定标准的相关理论,在简要界定和分析顶身股制度及其构成要素和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对山西票号在长期经营实践中所创设的各种业务结构和经营管理进行了系统分类和定性,探讨了票号信用制度产生的经济机理。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中的顶身股制度,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资本的基本属性;山西票号独创的东掌分离制,就是以顶身股为基础的经营管理制度;山西票号依靠此管理模式下形成了本少利厚的快速高效的经营效果。笔者将山西票号的业务结构置于当时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中进行纵向考察,从而分析出山西票号的业务结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随时调整的。笔者认为,山西票号兴衰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于其经营管理制度的效率是否高效。山西票号就是凭借高效率的东掌分离制和顶身股制,迅速积累其社会资本,通过遍布全国的分号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达到增值货币资本的效果,使其成为晚清最有竞争力的商帮；票号自我的约束力与外在社会环境的约束力双重作用于山西票号,极大影响了票号的业务结构,同时决定了票号管理制度效率的高低[3]。笔者纵观晋商票号百年兴衰变迁的历史,将历史同期并存的其他金融中介机置于同一图景中,并与欧洲近代银行和浙商钱庄进行横向比较,对山西票号服务对象以及业务结构的特征和性质进行深层次的归纳和分析。笔者认为,晋商票号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独有的金融组织,以“信义”为立身之本,以“身股”为激励机制,以清政府为依托的系统特征使得票号具有了商业资本的高级形态。山西票号属于封建性质,它产生于封建末期的中国社会,虽附着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家庭手工业这些生产关系之上,却始终未能与工业等近现代产业相结合。尽管票号己具备从商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的技术条件,但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管理者封建观念的制约,并未实现从传统向近现代金融机构的跨越。山西票号的“东掌分离制”虽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股份公司中的“两权分离制”,但“东掌分离制”的精髓已被后人很好的传承下来,这项制度不仅在晋商票号的兴衰演变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还对现代企业改革管理制度具有借鉴意义。山西票号的各项制度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发展到成熟,一直不断发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营理念。研究山西票号资本属性主要从山西票号各阶段的业务结构和经营模式这样一个角度,按山西票号发展的路线,结合不同时期票号的经营策略,找出山西票号各个时期的业务结构和服务对象,然后借助有关文献资料,在借鉴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对山西票号资本属性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