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生成音系学有关音节结构表征的X标杆理论为基础，参考van deWeijer&Zhang (2008)提出的“多指示语的X标杆模型”，综合运用其他相关理论，提出了表征汉语音节结构的“广义多指示语的X标杆模型”，然后在对四种主要汉语方言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证明，该模型适用于表征主要汉语方言的音节结构。音系学中有关音节结构表征的X标杆理论由J.列文（1983,1985）提出，该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借用句法学中的X标杆理论对音节结构进行抽象化表征。Van de Weijer&Zhang（2008）通过研究汉语标准语（即普通话）音节中的介音归属，参考乔姆斯基等(1995)提出的关于句子结构的“多指示语的X标杆模型”，对音系学的X标杆理论进行修改，提出了针对汉语普通话音节结构的“多指示语的X标杆模型”（简称“多指示语模型”）。该模型认为音节是核心元音V的最大投射Nmax，介音是中间投射N”的左向分支。本文借鉴生成音系学中的特征几何理论、特征标记性理论、不充分赋值理论以及莫拉理论等对“多指示语的X标杆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了“广义多指示语的X标杆模型”（简称“广义模型”），“广义模型”与“多指示语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1、“多指示语模型”认为最大投射为Nmax，而中间投射分别为N”和N’，最多容纳四级投射；而“广义模型”认为最大投射为N”，中间投射均为N’，因此可以容纳更多的中间投射，能够灵活表征更加复杂的音节结构；2、“多指示语模型”认为在最大投射和终结点之间还有CV层，而“广义模型”取消了C、V等节点，明确提出，各层次投射的终节点均为代表某一音段的区别特征集，这些特征集中的区别性特征按照特征几何理论、标记性理论和不充分赋值理论排列，从而避免了底层特征的冗余。此后，本文提出假设：“广义多指示语的X标杆模型”可以表征主要汉语方言的音节结构。为了证明该假设，本文以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和厦门话等四种主要汉语方言为例对汉语音节结构进行研究。具体研究步骤为：首先应用“广义模型”对方言的音节结构进行总体表征，然后针对音节中首音、介音、音节核和音节尾音等成分提出具体假设，最后通过列举丰富的证据逐一证明这些具体假设的合理性，从而证明总体表征的合理性。这些证据主要来自如下5个方面：1、前人研究成果；2、体现在方言民谣、流行歌曲、反切语、诗歌、熟语等文学艺术形式中的汉语押韵规则；3、针对某一方言音系现象的心理语言学实验；4、方言声调系统；5、音节成分之间的共现制约。本文在搜集和分析证据的过程中主要使用了6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文献回顾法，心理语言学实验法，反切系联法，分布分析法，语言比较法和区别特征分析法。前两者主要用于搜集证据，后面四种主要用于分析证据。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对生成音系学框架下的汉语声调结构研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汉语声调与音节之间通过莫拉（即音节重）层相互联系，最后提出了针对汉语的“音节结构-音节重-声调相关性模型”。本文从端木三（1993,1994）的研究中为该模型找到了直接的语音学数据支持。该模型是本论文用以确定汉语方言韵母结构的基础。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广义多指示语的X标杆模型”能够简单明了直观的表征汉语方言的音节结构，这说明汉语各方言的音节结构有很大的共性，这些共性主要表现为：1、没有复杂首音；2、存在核前介音；3、存在辅音节尾。但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各种方言的音节成分有特殊之处，具体而言，1、在音节首音方面，北京话和广东话的音节可以没有首音，而上海话的音节必须有首音；2、在核前介音方面，北京话有明显的[j]、[w]介音，广东话中的[j]介音已经消失，[w]介音只存在于软腭辅音[k]和[kh]之后；上海话中的介音与首音关系相对紧密，而厦门话中介音与韵的关系相对紧密；3、在核后介音方面，上海话没有核后介音，而其他三种方言均有明显核后介音；4、在核后鼻辅音方面，北京话有两种核后鼻辅音[n]和[]，上海话只有一个鼻音位[N]，广东话和厦门话都有三种核后鼻音[m],[n]和[]，厦门话中还存在鼻化元音；5、在核后辅音方面，北京话没有核后辅音，上海话中有喉塞辅音节尾，广东话中有塞音尾[p/t/k]，厦门话中有塞音尾和喉音尾；6、在声调方面，北京话没有入声调，而其他三种方言均存在入声调。这些不同之处对具体方言的音节结构在投射层次、终结点的表征和音节重等方面产生影响，但并不影响总体表征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