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迄魏晋南北朝,无论形式还是事实上,读书入仕皆被特权阶层垄断。隋唐时期,科举制度臻于完备,士子读书入仕机会的形式平等才有了制度保证。然而,教育资源投资和占有水平的差距,依然导致唐代不同阶层士子读书入仕机会的事实不平等。所谓教育资源,指唐代士子为科举及第的目的,通过家庭(家族)或个人资源和个人努力的投资而获得的教育机会和途径。教育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士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资源的占有水平影响其对教育资源的投资和占有水平,是导致不同阶层士子科举入仕机会事实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本文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大量利用唐五代笔记小说、唐人诗文,尤其墓志碑铭资料进行论述,共分六章。绪论进行学术史回顾并提出问题,结语综述全文并做出结论。开元以前,唐代官学总体处于上升通道,生员多、地位高,录取配额高。开元十五年(727),吏部定限录取总量,又定限生徒、乡贡的录取配额,直接导致了两监生员的大量离散,州县学生员亦纷纷脱离官学,改走乡贡一途,唐代官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面对危机,玄宗、代宗曾出台一系列措施,如降低入学门槛、扩大招生范围,甚至取缔乡贡等,意图挽救。然而,生徒、乡贡录取配额比既不能有重大改变,乡贡又无法取消,一切努力都只能徒劳,德宗贞元中,官学的衰败终成定局。官学兴盛之时,相较于私学而言,拥有较多优质教育资源。教师多科举正途出身,既便未及第者亦多属通经能文之士;校舍营修、生员食宿、教师聘用等,皆由各级政府财政承担;教师、生员皆有相应的行为规范,日常教学管理较为完善;录取配额高度集中,优势明显。但优质教育资源占有并非各级官学一致,而是依学校级别高低不同,有较大差距,学校级别越高,优质教育资源的占有水平亦越高。官学依入学资格的高低不同,据员阙等额补足,品官子弟依其家庭官阶、门荫,直接补入较高级别的学校,庶民士子则只能考补较低级别的学校。因此,在官学这一特殊场合,不同阶层士子优质教育资源的占有,进而科举及第量(率),从一开始就被其政治资源占有水平决定了,广义士族子弟凭其出身优势,获得了官学最大部分的优质教育资源。家庭和家族内部教育资源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授业者学养普遍较高,既便教孤之寡母,亦有一定的经史文学修养;家庭藏书大致能满足子弟习业之需;家庭经济状况一般较好,至少可以保障子弟完成学业的基本需求。相对优势的教育资源带来了显著的教育成效。家庭和家族内部教育的基础性教育非常成功,为子弟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占据优势打下了坚实的经史文学基础,故子弟科举及第率较高。然而,教育资源的优势乃家庭和家族投资和努力所得,故优势同时就意味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因此,家庭和家族内部教育虽然在各个阶层家庭中都可见到,但主要存在于广义士族家庭。换言之,对家庭和家族内部教育资源的投资和占有,广义士族子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家庭和家族以外的私学教育类型多样,教育资源优劣不同,各有其特点。进行基础性教育的村坊学校,教学条件很差,教师水平普遍不高。私家讲学对学生没有出身、地域和员额的限制;授业者水平较高,但缺乏社会资源,无力引荐学徒;非体制内的身份受制于乡贡有限的录取配额,故及第者极少。私授是精英教育,其教育资源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授业者多当时名士,有较优质的社会资源,教学又极富针对性;入门受业者少而精,多天资聪颖,学业出众,故及第量(率)很高。习业山林寺院是最为开放的教育资源,其优势在于有较好的师资,有丰富的藏书,有三五成群的同学。由于家庭经济资源占有的差距,士子山林寺院习业的环境差异很大,因此,虽然广义士族子弟多家居习业者,山林寺院习业的庶民士子稍多于广义士族子弟,但广义士族子弟仍然因教育投资的优势,有更佳的习业环境,获得了更高的科举及第量(率)。要之,家庭和家族以外的私学教育资源,虽非广义士族子弟教育投资的主阵地,但在优势教育资源的投资和占有上,庶民士子仍然居于下风。士子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投资和占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依时代不同而有相应的变化,庶民士子的投资和占有水平有个缓慢提升的过程。开元以前,庶民士子不仅教育资源投资和占有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意图经乡贡一途科举及第,其概率也极低。开元至贞元年间,庶民士子有了更多的教育投资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育资源的占有水平,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投资和占有,与广义士族子弟相较,差距仍然很大。至晚唐,在优质教育资源的投资和占有,进而科举及第量(率)上,庶民士子与广义士族子弟的差距,在缓慢地缩小。士子教育资源投资和占有,亦随着地域的不同而稍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受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影响大,受士子个人和社会资源动员能力的影响小。唐代庶民士子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投资和占有水平,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在逐部的提升,但其提升的幅度极其有限,至少至唐亡,也未对广义士族子弟的优势地位形成重大威胁,因此,其科举及第量(率)虽也逐步上升,但幅度毕竟有限,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唐代社会阶层垂直流动的凝固状态。庶民士子教育资源投资和占有水平长期不能得到有效提升,有着深深的时代印记。其一,唐代士族残余势力尚存,政府承担起官办教育的责任,却不能对庶民士子充分开放,故政治资源占有的优势对优质教育资源占有的作用极为直接和明显,庶民士子无论怎样努力和投资,也敌不过广义士族子弟先天出身的优势。其二,当乡贡地位上升,读书入仕机会增多时,庶民士子教育投资的热情也有上升。然而,唐代教育成本太高,既便一个完整的中下级官吏家庭,供养一个读书人也不轻松,受制于经济资源的劣势,庶民士子教育投资能力极低。其三,唐政府推行科举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使之朝公平公正方向发展,为庶民士子制造了一个稳定的读书入仕的希望。然而,庶民士子及第量(率)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终究无法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共识,对教育的投资自然缺乏积极性和稳定性,只有少数资源占有水平较高的庶民士子愿为之付出财富、时间和精力。其四,前述因素又导致了另一结果,当士子因故无法在父母荫护下安心习业,不能不苦学成才之时,多数庶民士子只能选择放弃学业。因此,孜孜苦学、坚持完成学业的士子,绝大多数为广义士族子弟。庶民士子既然连苦学的机会都很少,欲读书晋身,何其之难!总之,唐政府不能完全承担教育投资的责任,学校不能充分向各阶层士子开放,学校教育与贡举就不能充分结合,士子就不可能在同一平台展开竞争。私学教育投资依赖于家庭(族)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者多,而在诸多资源的占有和动员能力上,庶民阶层皆远不及广义士族阶层。因此,庶民士子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投资和占有,就只能长期处于劣势地位,遂导致庶民士子科举及第量(率)长期在低位徘徊,对凝固的社会阶层垂直流动根本无法带来较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