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适格的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机构得到政策肯定。近年来,随着政策环境不断得到优化,愈来愈多的民间资本注入到医疗领域中,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但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民间资本注入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中,原因在于民间资本具有天然逐利性,这与非营利性的宗旨,即所得不进行利润分配具有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从理论层面上看,经济法的法益保护目标是社会公益,同时需要兼顾对个体营利性的保护,以此实现社会效率与实质公平。因此找出刺激民间资本出资积极性但同时始终保证医疗机构公益性本质的解决出路尤为关键。但是经济法虽以社会利益为本位,面对民生需求,不可盲目为满足实践中的需要制定政策,在制度供给方面应切实符合法定原则,鼓励性政策不可脱离法律土壤,成为没有法律依据的空中楼阁。因此对于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来说,如何在我国现行法律语境下,优化法律制度,理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更好地引导并规范民间资本流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已然成为新时代民间资本参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规范解释、历史分析、案例研究、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将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法律问题归纳为准入,法人治理与投资收益这三个相互勾稽,共同作用于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之间矛盾关系的法律问题。通过梳理现行法律规制情况,从民间资本需履行的准入程序、医疗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与机制的构建以及投资收益等问题中抽象法律规范制定、实施中的焦点问题,在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首先探讨准入制度的相关法律问题。医疗准入制度实施目的在于保证医疗安全的前提下,结合各区域医疗力量分布,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并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由于市场自身无力克服信息不对称等的问题,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需要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运作进行干预,而准入就是主要的干预手段之一。笔者将准入的现存法律问题分为实体法问题和程序法问题。在实体法方面,准入条件缺乏具体性规定,标准不明导致实践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某些优质且为公益目的的民间资本无法进入,而没有进入价值的民间资本反而没有被隔绝在准入门槛之外。在程序法方面,审批手续繁杂,监管机制不完善造成民间资本的时间成本过高,以及民间资本在准入后缺乏监管,从而破坏医院的公益性。因此结合实践,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存在目的是弥补公立医院卫生资源不足,一定要强调实现其社会责任,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从表象上看,法人治理和社会责任是两个割裂开来的问题。然而,其实法人治理结构的内涵是合理分配组织中利益不交叉的各个中枢机构其相对的权力和责任,使之相互制衡,以此达到保障各个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医疗服务对象,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效果,从而同时达到实现社会责任的效果。因此笔者尝试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共同治理理论对新兴发展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法人治理进行优化,包括外部和内部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机制,保证公益性和社会责任的实现。具体而言,首先,探讨民间资本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决策治理是否具有权利基础;其次因医疗服务本身具有专业性与公益性的两大特征,探讨如何解决医疗机构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再次,尝试探讨采用理事会模式,通过对其结构的科学规范和对其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权力限制,进而防范投资人完全控制医疗机构以此暗中牟利,同时促进医疗机构决策的科学性与公益性。优化准入虽然能一定程度上节约民间资本的时间成本,减少其投资的不确定性。但究其根本,民间资本最主要的实际需求还是获得收益或回报。因此探讨医疗机构的投资者财产权益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于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出资者可基于股东身份依法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民法总则》与《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均规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以非营利为经营目的,为公众提供医疗服务,从而设立和运营的医疗机构,出资者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投资不享有财产请求权。自2000年医疗改革之初开始,投资人因“回报难以预计”放弃投资的案例屡见不鲜。20年来,虽不断出台鼓励政策,但不涉及投资收益的鼓励政策无法解除民间资本的逐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存在的天生桎梏;涉及投资收益的鼓励政策存在于法无据的嫌疑。笔者认为,当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作为出资人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时,由于其财产来源于税收,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法理逻辑,不应对接受医疗服务的公民再次征收费用,因此其不对非营利性组织的财产享有所有权。而民营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其向医院提供的资本具有时间成本。允许民间资本因其出资而获得一定的回报是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现行“一刀切”的规定对作为非营利性医院出资人的民间资本具有不公平性,且影响其投资积极性,不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法原则。因此如何在不影响公益性目的的前提下对投资者做出适法的经济性激励是问题的关键。域外“捐赠无偿性的突破”理论为我们转变思路带来启发。本文将在不违背公益性以及我国立法精神的前提下,探讨“无偿性突破”在我国法律移植的可能性,以此提高民间资本投身医疗类社会公益类事业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