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将国际学术界有关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现有理论引入我国,推动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展开研究,并构造针对产品消费排污的差异减污模型,以之分析针对消费排污的三项环境政策和/或措施的战略效应:(1)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针对消费减污R&D投资政策;(2)发达国家设置消费排污产品的排污标准;(3)发达国家设置消费排污产品的生态标签,从而实现从消费排污方面对现有战略性环境政策理论的拓展。由于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诸如关税、补贴等,受到WTO规则的限制,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寻求其他政策工具来转移租金,于是便考虑在产业和贸易政策的“武库”中添加项目,诸如排污标准、减污补贴、排污税。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环境政策已经演变成产业政策、甚至是贸易政策。战略性环境政策理论,为自由贸易约束下各国政府如何寻求其他政策工具转移租金、也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如何变异,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勾勒出该理论的框架,揭示其理论基础,对主要模型进行归纳和对比。现有文献的模型皆建立在产品生产排污的基础之上,分析针对生产排污的战略性环境政策,得出“生态倾销”的结论。但现实中还大量存在产品消费排污的情况。借鉴垂直差异产品的标准模型,构造基于产品消费排污的差异减污模型,可以解释针对消费排污的战略性环境政策导致的“绿色壁垒”。差异减污模型的构造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消费者效用由产品消费减污量构成;企业存在减污R&D投入;销售差异减污产品的市场的社会福利函数必须考虑产品消费的负外部性。用减污量构成效用来描述产品消费排污对消费者本人的损害,用社会福利的成本来描述消费排污对他人或环境的损害。差异减污模型的构造,一方面使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研究得以向消费排污方向拓展,另一方面,使垂直差异产品的研究引入具有消费负外部性的模型。首先,差异减污模型被用于分析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针对消费减污R&D投资政策。国际贸易中垂直差异产品的文献显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产品R&D投资政策上呈现不对称性:非合作Nash补贴/征税均衡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补贴,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征税。由于产品消费负外部性引入,本文的结果却显示两国政府在产品减污R&D投资政策上呈现对称性:两国政府都对本国企业的产品减污R&D给予补贴。其次,差异减污模型被用于对比分析排污标准及低减污产品进口配额对双边贸易中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及社会福利的效应。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实行排污标准,短期内对发展中国家的低减污产品构成非关税壁垒,长期中却提升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减污量及出口量。国际贸易中垂直差异的文献表明最低质量标准降低本国社会福利,本文则显示发达国家实行排污标准提高本国的社会福利。再次,针产品消费阶段,减污差异产品模型被用于分析发达国家政府在贸易中对生态标签的战略性操控。生态标签的作用之一是解决厂商与消费者之间对于产品环境质量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国际学术界有关生态标签的贸易效应的定量分析文献为数不多,且几乎皆针对产品生命周期中生产阶段的环保问题。本文结果表明:在<WP=4>价格竞争条件下,发达国家政府实施生态标签,使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显著下降;发达国家政府总是有动机设置较高的生态标签减污标准,即战略性减污标准高于非战略性减污标准。本文用减污差异模型确认了参考文献用垂直差异标准模型所揭示的重要政策含义:在国际贸易中,即使是自愿的生态标签规则也可进行操控以达到战略目的。从产品消费排污的角度审视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本文发现在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中,对我国出口产生影响的主要是针对消费排污产品的绿色贸易壁垒。我国若干家电及纺织品1987年至2000年期间向英德法三国的出口量及向欧盟的出口总量表明,欧盟电磁兼容指令对我国的彩电向欧出口在短期内具有数量限制效应,欧盟环保纺织品标签Oko-Tex Standard 100对我国毛制结织地毯向欧出口在短期内具有数量限制效应。这一结果使本文的部分理论分析结果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