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末渤海建国后,第二代王大武艺时期,为了摆脱唐罗联盟对自己造成的不利因素,于公元727年遣使日本,表示与日本“亲仁结援”,“永敦邻好”,目的即与日本建立政治、军事上相互援助的关系。从此,日本与渤海持续了二百年之久的邦交关系。在两国的交聘中,前期双方都很积极,后期渤海聘日热情依旧,而且聘期渐有缩短,但日本渐趋消极。睦邻友好虽是外交关系的主流,然而由于日本以“东夷小中华”自居,把渤海视为藩国,渤海则由于自主国家意识的增强、自身的经济发展等原因,并未视日本为上国,而是处于与日本平等的外交观与之交往的。于是,两国关系发展出现了许多矛盾,主要体现在国书体例的争论上。本文试就国书体例之争来分析渤海、日本在外交观念上的不同及其原因。论文分三部分来论述:第一部分:概述渤海国建立及其建国初期的周边环境。高句丽灭亡后,中国东北的各族之间形成复杂关系,唐朝、渤海、日本、新罗并立,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渤、日两国对外政策及交往也受到了极大影响,也影响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展开。第二部分:阐述通过渤海与日本往来的国书内容反映出渤海与日本之间对于往来的国书应遵循的礼仪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从国书体例之争可看出日本把渤海的通聘看作是藩属国朝贡,要求渤海区别君臣关系,区别上下主从,而渤海在渤日交往中始终没有承认和接受日方所认定的朝贡国与藩属国的国家关系,而是本着友好聘邻的平等的观念与之进行交往的,即两国外交中日本总是想通过往来的国书形式行其要做上国、大国,争君主从的国际地位之实质,渤海则坚持兄弟之邦的自主平等,保持了独立的尊严。第三部分:论述渤海、日本两国产生不同外交观念的原因。日本持有其外交理念的原因为:一、日本认为渤海“旧高丽国也”,应“寻高丽旧迹”。二、八世纪前后,日本人大规模的学习唐朝文化,如思想意识(儒教等)、律令制度等并深受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影响,从而,日本的“华夷观”也使其认为渤海应为属国。三、日本经历“大化革新”后,逐渐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时代的过渡,国力增强以及效法唐王朝建立起统一的古代律令制国家都影响了日本上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及对外交往的观念。而终渤海之世,与日本一直存在“国书”之争,则说明渤海未视日本为“上国”,其原因从渤海的自主国家意识可窥见一二;“义洽情深,每修邻好”是渤海对外交往的出发点。此外,渤海国的国力发展也影响着渤海对日本的外交观。第四部分:总结全文,理出主旨所在,给出一个整体结论。综上所述,日本与渤海都积极的学习唐文化,并深受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影响,日本与渤海的外交也是受这种东亚文化圈中朝贡体制影响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