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以来，儒家学说一直处于低迷徘徊的状态，其正统地位不断受到佛、道二教的冲击和挑战，儒学独尊的身份出现危机。理学家热衷于创办书院，试图借助书院“传道立学”，化解儒学身份危机。论文选择“南宋书院与理学”为研究主题，以理学为经，书院规制为纬，为研究南宋理学与书院的关系提供新视角，也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以及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
　　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低迷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复兴儒学，首当其冲地就是要破除儒学的身份危机，回答儒、佛、道谁是中国文化之正统。儒家士大夫基于儒学本位批判佛老，建构或重建儒家道统对抗释氏法统和道氏教统，宣告儒学正统地位。伴随着儒学正统身份的树立，闽学、湖湘学、象山学和婺学学统四起，南宋理学家在本体论、心性论以及工夫论方面“同植名教”又各行其道。闽学、湖湘学、象山学和婺学谁是儒家之正宗也即正学？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纷纷创办书院，以书院为阵地“传道立学”，建立学派宣告儒家正宗即正学身份，传承道统、固化儒学正统地位。南宋书院“传道立学”何以可能？南宋时期，理学与书院呈现出同频共振之态势，并且南宋书院讲学、祭祀、学规、藏书、刻书五大基本规制完善，书院“传道立学”得以可能，儒学身份危机化解。
　　宋儒在历经出入佛老、沉溺俗学后，批判佛老“有体无用”、俗学“有用无体”，确立起理学“明体达用”的基本精神。南宋理学家在兴办书院时，秉持“内圣外王”的教育宗旨，倡导理学“明体达用”精神。书院主持者将阐明义理的经学、合道与事的史学、合性与天道的性理之学、治国安民的经济之学设置为教学内容，找到了倡导弘扬理学精神之方；灵活运用升堂讲说、问难论辩、学友会讲等讲学形式，找到了倡导弘扬理学精神之法。南宋书院讲学实现了对理学的“明道新学”。
　　南宋书院的祭祀以孔子等儒家道统谱系人物为祭祀对象，承载着儒家士大夫浓厚的忧道意识、正统意识和弘道意识，肩负起理学家匡复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南宋时期，理学学派林立，理学家们为标榜和弘扬本学派的学统，展显其新的学术理念和精神追求，纷纷于所在的书院内增设专门的祠堂祭祀与本学统直接相关的学人，形成独特的书院学祠祭祀制度。书院学祠祭祀因学统而设，但书院学祠祭祀的存在和发展又推进了儒家师道尊严的彰显、理学学术旨趣的创建以及理学正统的争夺。南宋书院祭祀实现了理学的“正道定宗”。
　　学规萌芽于先秦时期，然书院学规则诞生于宋代，南宋理学家纷纷创制学规。“学以成人”是儒学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学以成人”至宋明建构最为完备。南宋理学家在吸收道家、佛家宇宙论、心性论的基础上，创建了一整套内含理气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学以成人”理论体系。理气论是南宋理学哲学理论构架的基础与核心，也是南宋理学家“学以成人”价值取向的逻辑起点。心性论是南宋理学哲学理论构架的“合理内核”。它集中回答了“学以成人”何以可能的问题。工夫论是中国哲学重要的特质之一，集中回答了“学以成人”如何可能的问题。理学家创制的书院学规是“学以成人”理气论的外化显现形态。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吕祖谦的《丽泽书院规约》、陆九渊不立学规的尝试是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理学思想之理气论、心性论以及工夫论的外化显现。
　　藏书刻书是书院的显著特征，也是理学家弘道传学的重要方式。佛老之学的兴盛带来寺观藏书刻书的普及，这为儒学的复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寺观藏书使理学家在阐释儒学义理时，不自觉地援引佛老思想入儒，迫使儒学形态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寺观藏书使儒学流失了大量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制约儒学的社会化进程。理学家依托书院复兴儒学的同时，通过批判佛道典籍、重刻典藏“四书五经”、刊刻典藏理学著作等方式强化书院的藏书刻书功能，化解了寺观藏书所带来的威胁，捍卫着儒学儒经的正统地位。南宋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不仅是理学家辟佛排老的利器，而且是传承弘扬理学思想的根本保证。理学家们通过书院的藏书刻书，不断地强化理学学统意识、推进理学的学术创新和社会化进程，使理学思想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学在民间”。
　　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出现了儒释道谁是正统之争，儒学的独尊身份出现危机。儒家士大夫试图通过复兴儒学，建构道统，宣告儒学正统地位。儒学正统身份成为共识后，理学学统四起，出现了闽学、湖湘学、象山学和婺学谁是儒家正宗之辩。南宋理学家创办书院，通过讲学对理学的明道新学、祭祀对理学的正道定宗、学规对理学“学以成人”的外化显现、藏书刻书对理学的明道传学，建立起了各自学派，宣告了各自儒家正宗即正学身份，固化了儒学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