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是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诗人、教育家、思想家。19世纪下半期的英国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崛起，科学异军突起，社会物质文明极度发达；另一方面人们的精神信仰面临危机，社会道德不断沦丧，人文的空间被日益蚕食，社会无政府状态日益严重。针对时弊，阿诺德作为英国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为挽救社会危机积极的出谋划策。基于其完美的文化理想，阿诺德在文化视野下展开了对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及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阿诺德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功利的工业主义、随心所欲的自由主义以及为科学马首是瞻之风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对贵族上流社会物质化（Materialization）、中产阶级庸俗化(Vulgarization)、劳工阶级粗鄙化(Rough)的“三化”现象及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群氓精神”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在阿诺德看来贵族虽优雅有余但却思想不足，目光浅短，缺乏理智之光；中产阶级诚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但却陷入功利主义与工具崇拜的泥沼，实在是缺乏智慧；劳工阶层比较稚嫩，行动能力虽无比充沛但却容易失控、走极端。“文化”（兼具美好与光明）是现有三大阶层共同缺乏的，他们也无法胜任使文化通行天下的重任。因此，阿诺德把传播“文化”以拯救这个社会的使命寄予在每个阶级都有可能存在的拥有健全理智（right reason）的“异己分子”（remnant）这个集合体上。国家则是这些“最优秀自我”（the best self）的代表。阿诺德基于他本人的中产阶级立场提出：文化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一个有修养的中产阶级，从而达到完美。从事了三十余年教育督学工作的阿诺德提出国家必须积极的干预教育事业，只有这样方能避免英国精神和社会无政府状态。国家威权在教育领域的介入其实质就是阿诺德文化批判思想的本质体现。但我们必须注意到阿诺德并不是寄希望于现实中的国家，文化所期望的国家首先是一个代表着“最优秀自我”的集合体，然后才能是“光明和权威的核心”。但是国家在掌握了文化权威之后如何避免落入文化专权的窠臼，阿诺德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不仅是阿诺德文化批判思想中的两难，也是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时期。阿诺德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文化视角，来剖析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种种问题，正确认识到其思想的价值及矛盾之处对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恰当决策是意义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