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实际年均增长率近10％，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一系列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进一步凸显。如，经济增长由过去的高速增长步入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要素的规模驱动力正在逐渐减弱、能源资源供需关系持续趋紧、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等一系列问题集中出现。新常态下继续依靠劳动力、土地、能源、矿产等要素高强度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要素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更加重视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把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将我国经济增长由过去的要素驱动模式向效率驱动模式转变。正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迫切需要的考虑，我们必须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分析。　　首先，本文综合使用索洛余值法、DEA分析法和SFA分析法，从全要素生产效率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综合研究了宏观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变化情况。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提高空间巨大，这既是不足也是未来发展的优势所在。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要素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既缓解了资源紧张的不利局面，又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　　在掌握了中国整体和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情况下，进一步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本文运用前沿的非导向SBM—全局参比Malmquist指数模型分别对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总体来看，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慢，相比较而言，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快，服务业次之，农业最慢。从增长动力来看，我国农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推动，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技术效率的改善。从贡献度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各产业增长的平均贡献较低，表明中国产业增长方式仍然是以要素规模投入的粗放增长方式为主。再者，地区农业间和服务业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工业内部行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也同样存在显著的差异。基于分析结论，分别针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就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考虑到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和约束，本文将环境变量纳入效率研究，通过构建环境SBM超效率模型，深入分析了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环境效率情况。从全国来看，环境效率水平（考虑环境污染影响的效率水平）明显低于非环境效率水平（不考虑环境污染影响的效率水平），说明环境污染给我国经济效率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且环境效率水平总体上呈不断下滑的走势。从四大区域来看，环境效率排名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环境污染对四大区域效率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环境污染对东部和东北地区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从省际来看，环境污染给所用省份的经济效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东部发达省份环境效率水平明显高于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为了尽快扭转环境污染对中国经济效率负面影响加重的势头，提高环境效率水平，本文提出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实行差异化的节能减排政策;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将环境效率作为核心考核指标之一;鼓励和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在分析掌握中国经济增长效率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经济增长效率运行机理的分析，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效率主要受制度变迁、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和要素质量四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考虑指标的可量化性，我们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科技创新、人力资本质量五个方面。通过计量实证分析表明外资利用水平、市场化水平、科技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同样有利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　　最后，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深入分析，本文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从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提升人力资本质量、进一步提高市场化水平、加速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强化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几方面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后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