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公司契约理论观察公司,公司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这种契约不同于传统的即时性合同,是长期的关系契约。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下,公司契约的履行不可避免地出现管理层和股东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股东和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信息失衡极易引发代理成本的增加和公司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公司具有封闭性特征,在有限责任公司这一问题表现为控股股东容易利用控股地位压榨小股东的利益空间,牟取私利。为妥善解决有限公司由信息失衡所诱发的各种问题,我国2005年《公司法》以股东查阅权和公司送达义务为主线绘制了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体系,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的表现差强人意尚有未及。笔者结合国外立法和有关案例,围绕公司信息供给义务这一中心,论证股东知情权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探析,并提出具体的配置公司信息义务的举措。第一部分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供给义务产生的相关理论。追根溯源,公司是带有明显合同痕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司契约理论为探究公司内部提供了条件。合同视角下,股东和公司管理人员之间成立了以委托代理为内容的长期性合同。由于两权分离,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代理问题和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一风险呼唤着法律的介入。管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合同是关系契约,是一种长期性合同。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的基石,这一原则要求合同的信息优势方应当向信息劣势方负担必要的信息供给义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经济结构对这种信息义务提出了特殊要求。第二部分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供给义务存在的问题及分析。从当下我国《公司法》立法情况来看,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明显侧重于个案中股东的积极行权,而忽视了作为一项制度,公司信息供给义务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其一,缺乏信息义务主体的明确性规定,这主要是我国公司基本组织关系的构建出现了问题;其二,没有明确要求公司应当保存各种文件资料,文件资料保存义务至关重要,这是股东行使信息权利的前提;其三,信息供给义务范围过于狭窄,根据当下《公司法》的安排,许多重要资料如原始凭证等都未能列入信息供给义务范围之内,这导致股东的信息权利是呈现巨大残缺的。另外,公司的信息主动送达义务也存在规定过于简陋,公司接受股东质询时的解释说明义务尚属空白的问题。制度的构建远远没有满足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需求。第三部分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义务的配置。针对以上问题,应当寻找切实的解决途径。信息供给义务的具体配置应当秉持一个原则,即法定和意定的集合。有限责任公司是人合兼资合公司,应当具备更大的自治空间。章程是每一个公司实现自治的宪章性文件,应当允许股东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的信息义务进行扩展。同时也应当考虑章程自治的有限性和国民普遍的法律素养问题——公司法应当首先构建一套标准化的(部分)任意性规范预先对公司的信息供给义务作出安排。另外,还应当区分有限责任公司的规模大小予以类型化分析,规范越小,身份结合性越强,股东之间留存的秘密应当愈少。在以上基础上,追求公司信息供给义务的“主动送达—被动供给—说明义务补充”的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