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乡土”已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截然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进城”。“向城求生”和“城市梦”的双重合力诱使农民背离自己的身份,进入城市,也进入了文化冲突的场域。在边缘与中心、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冲突中,农民工产生了深刻的认同危机,为了缓解危机,他们期冀借助“返乡”获得心理慰藉,但故乡从物质到精神的衰败,以及城市文明的烛照促使他们再次离开家乡。就这样,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游走,沦为双重的边缘人,并形成了一种边缘人的独特心态,“我是谁”的问题在他们的内心屡屡出现。他们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被作家行诸笔墨,并构成了农民工题材小说的重要内容。本论文即以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农民工”形象为研究对象,运用移民文学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农民工形象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质,洞悉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形象的“常”与“变”,并透过农民工形象窥知作家的现代性焦虑及中国农民的现代转型。同时,也想借助农民工形象塑造中存在的问题对农民工题材小说的概念化创作及批评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予以清理,寻求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和批评的新视野。本论文共有七章,除绪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共分五章。绪论部分简述“农民工题材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廓清和辨析相关概念,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揭示农民工的美学特质和文化内涵,指出本论文将从“农民工形象”入手,运用移民文学的相关理论考察“农民工”的形象及存在的问题,并藉此反思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困境及探讨困境中的出路。论文第一章考察“农民工”出现的历史机缘,并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考察其形象新质。作为边缘人,他们游走在城乡之间,承受着乡村和城市的双重挤压,经历着文化人格的裂变,这是既往乡土文学绝少存在的新型农民形象。第二章概述“农民工”的形象谱系。该章运用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结合“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迁移”、疏离与融合的生命状态,将“农民工形象”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过客’心态的传统’农民工””、“漂泊心态的半传统半现代的农民工”及“超越边缘人的现代农民工”。第三章着重考察“农民工形象”的建构策略及文化内涵。作家结合农民工的现实状况及自己的文学理想,采用“归乡模式”、“边缘视角”和“二元对立模式”来塑造农民工形象。“’归乡’模式”是乡土小说的常用模式,也是“流寓者”的生命轨迹,农民工题材小说作家纷纷借用这种模式反映农民工“漂泊”与“无根”的生命状态,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用一种平视的姿态,以“城乡二元对立”为核心,结合“本地人和外地人”、“上层和底层”两种对立模式,来塑造农民工形象。第四章主要研究“农民工形象”的局限性。它包括四个层面:严重的“符号化”倾向、抽离思想强调命运悲剧、缺乏哲学意蕴及缺乏典型。众多的文本显示,作家往往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边缘与中心”等复杂的矛盾冲突简约为“农民工与城市人”的冲突,在一种极不对等的结构中展示农民工的悲苦处境,写尽他们的苦难,将农民工视为“苦难符号”、“社会问题符号”和“乡土文化符号”;这必然导致了思想的缺席,再加上作家按照既定的命运逻辑演绎故事文本,使得“主题先行”的通病普遍存在;此外,应该注意的是,乡土文学发轫之初,就与“侨寓”密切相关,它的现代性获取本身带有漂泊的意味。也就是说苦难意识所具有的复杂的现代意蕴没有揭示出来,特别是农民工“在路上”的惶惑,这种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所具有的哲学意蕴,更不被作家所关注。所有的这一切均导致了典型的缺失,使得这一蔚为壮观的文学思潮缺乏标志性的作品和标志性的人物形象。第五章从“农民工形象”出发揭示“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创作困境”,并探寻其出路。“与现实严重脱轨”、“作家的精神眩惑及价值判断的紊乱”、以及“文学批评的’不作为””,共同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动力和农民工题材小说的良性发展。当下的“乡土”已经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截然不同,但部分作家囿于自身的创作经验,盲目追随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消费文化思潮,写出违背现实的作品,他们看不到作为历史主体的农民工的真正诉求,一味在皮相的怀旧中走向历史的反面。而批评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评论家纷纷攫取“历史资源”,特别是延安文艺思想,流于肤浅的文学表征的相关性,无视这一文学思潮的真正本质,严重损坏了良性的文学生态,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发展。因此,作家必须“下生活”并葆有独立意识,而批评家则需要力求匡正不良的创作风气,提出真正的创作理念和思想,共同促使农民工题材小说的良性发展。结语部分重申农民工题材小说是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中重塑农民身份,寻找乡土中国未来、探求一种平衡的小说,它在现代性转型中探讨农民的现代转型及在此过程中的历史代价。而转型中的阵痛是难免的,无论是被动城市化还是主动城市化,无论农民工是否已经获取城市身份,他们均离真正的现代还相去甚远。因此,转型是一个未竟的命题,也是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