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甲午战后这五年(1895-1899)的历史解读,通常都是附属于“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框架,强调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推动政治改革所做的卓越努力及社会思想层面的剧变。这些自然是甲午战后最为亮丽的一角,但更加广阔范围内的变革和更为庞杂人群的状况,还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注意和重视。　　甲午战争给予中国的打击实在太大了。面对割地赔款的巨大国耻与接踵而来的“瓜分”危局,背负着财政困窘与军队腐败的双重压力,清朝上下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非“变”不可。这种意识不仅表现在社会舆论层面,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那就是清政府推行的新一轮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目的,以经济、军事和教育改革为重心的实政改革。实政改革发起的标志,是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光绪帝颁布“改革谕旨”,该谕旨以“卧薪尝胆”相号召,动员各地将军督抚“力行实政”,其内容包括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等。这道谕旨基本可以囊括未来五年间,清朝中央与地方高层改革活动相对集中的领域。特别是关乎新政的铁路、矿务、银行、邮政、新军、学堂等项,是清朝上下改革实践的重点。　　实政改革的提出,适应了国家财穷兵弱的当前状况,多少获得慈禧太后及若干王大臣的首肯,也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一些比较开明的督抚、军事将领及中下层官绅的共鸣。正是由于有了多方力量的参与,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积极介入,实政改革在改革规格和速度、深度、广度上明显超过洋务运动;在改革政策的讨论、制定、实施诸环节,也较前者更具全局性和持续性。在1895-1899年短短五年时间里,几项重要的新政多少获得落实。其中,既有成效显著,若邮政、新军者,也有误入迷局,若铁路、矿务者;既有波澜不兴,若中国通商银行者,也有潜滋暗长,若新式教育者。而制约各项改革成效的主要因素,除国际环境的加速恶化与列强的横加插手外,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的构成、取向、运作、博弈,经常直接地,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左右着各项改革的发展走向及其成败得失。“百日维新”正是鉴于实政改革(包括此前的洋务运动)的种种不足,试图谋求从上层政治到制度层面的全盘改革,却因缺少足够新社会力量的支持和轻率躁进、处处树敌的行动,而被“戊戌政变”强力扼杀。实政改革虽然也同时遭到挫折,但是并没有就此中断,尤其是在军事改革方面,实有更进一步的表现。　　纵观中国改革史,很少有一个短暂的五年,像甲午战后这样,新旧双方围绕“变”与“不变”的问题,斗争如此尖锐,反复拉锯;政府政策的变动,也很少像这一时段这样倏忽变幻,各趋极端。如果说“百日维新”主要提供了政策层面的初步构想,此时的实政改革则检验了清政府的实践能力。深入研究和总结这一时段的成败得失,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戊戌前后清朝的改革形势,切实评估清政府可能的决断力和行动力,也为我们更好认识晚清改革史的连续性,深入反思近代中国改革的基本命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