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公共物品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数量及其结构是衡量其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公共物品作为人类公共利益的载体,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方式。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不仅是社会成员生存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被世人称之为“发展的奇迹”。然而,这种发展始终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公共物品的地区供给亦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中、西部地区公共物品供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并且在供给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偏差。公共物品供给地区差距已经成为一种“瓶颈”,严重地制约着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进而影响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　　 本文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及区域经济理论、政府能力理论,选择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科学技术等作为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内容,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的原则,坚持公平、效率的价值取向,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精心选择39项指标,构建公共物品供给地区差距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地区现状及其差距进行全面、系统和客观地审视与分析,特别是理性地认识这种差距的多样性、复杂性特点。认为,地区之间公共物品供给差距的产生,其因为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既有历史的因为,又有现实的因为；不仅直接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且还为自然条件、人口因素、文明程度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因素所限。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中央与地方因素,同样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地区差距及其扩大给以深刻的影响。　　 为此,本文以中央与地方视角作为方法论,对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的地区差距进行探因。认为,就中央视角来看,中央政策的地区性倾斜以及“地方梯度分权”,是导致当代中国公共物品供给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就地方视角而言,即公共物品供给的地区差距源于地方政府的发展偏好、政府能力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正是上述中央和地方两方面制约因素的存在及其不同组合,造成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同状况及其差距,这是本项研究的基本观点。　　 问题产生的因为,规定着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途径。当代中国公共物品供给的地区差距,既受中央政策地区性倾斜以及“地方梯度分权”的影响,又源于地方政府的发展偏好、能力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从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入手。因而,控制和缩小公共物品供给的地区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国均等化”,明智的选择和可行的途径在于:　　 首先,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加大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给予更多的特殊政策,赋予更多的地方发展权,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物品；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制定符合本地实际、具有协作互补功能的地区发展战略,提升地方政府的竞争力。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建立,政府治理结构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及现实可能性,政府、市场和社会(即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区域公共治理的主体,发挥着各自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独特作用。为此,探索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形式及其途径,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独特作用,明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各自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职责,成为中央政府以及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控制和缩小公共物品供给地区差距的一条可能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