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政治完全奠基于普遍理性的基础之上,它诉诸于理性、主体、意义、进步等”宏大叙事”、“元叙事”。“宏大叙事”、“元叙事”拒斥差异、多元、偶然、边缘,追求普遍性、同一性、绝对、确定、权威、中心。在吉登斯看来,解放政治必然会抹杀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必然会摒弃一切心理、情感、意义、道德和信仰等非理性层面的东西。而且,解放政治只专注于国家、阶级、政党、议会等问题,它仅仅关注怎样把人从外在的和制度层面上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中解放出来。因此,它是一种“宏观政治”。除此之外,解放政治一直受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的统摄,结果导致了政治与社会道德问题、与人的生存问题的根本性隔离。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吉登斯指出,现代解放机制在实现解放的同时,又在用更隐蔽的方式制约,甚至奴役着人,结果把人重新带向痛苦的深渊。我们正被现代社会日趋严重和突出的本体性不安全感和生存性焦虑问题所深深地困扰。 而今天,按吉登斯的意思,我们已进入到后传统社会。后传统社会是一个高度反思性、自然非自然化、传统非传统化的全球化社会。这是个高风险与不确定性并存的社会,同时,也是个变迁速度与程度都高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它不仅引起社会结构和体制的全面变革,而且促使价值观念、认同机制、家庭情感、个体心理、生活方式的选择、自我实现等等的全面转型与变迁。而这种转型与变迁,必然加剧本体性不安全感和生存性焦虑。 在吉登斯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新旧交融的问题,单靠解放政治显然是不可能了。在他眼里,政治除了着眼于正统议程外,还必须把那些日常生活领域,甚至私人领域的一些微观问题纳入其中。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不只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宏观解放”,而且还应是个体的、内在的、心灵的“微观解放”。吉登斯尤其呼吁政治必须直面生存与道德问题。 正是缘此,吉登斯提出生活政治的主张。他认为,他的生活政治就是一种融合统一性与多元性、内在与外在、微观与宏观的政治。但生活政治更注重从非正统政治问题和微观问题入手,它把自我、身体、生态、全球化放在制高点上。因为一个旨在倡导人们获取幸福为己任的理想政府,不仅要关切自由、平等问题,而且也应关切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的意义问题。所以,身体、自我、安全、自尊、自我认同、生活方式的选择、生态等问题必然成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