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与男性同性恋之间一直被保持着暧昧的“关系”。男性同性恋/男男性行为成为了公共卫生建构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对于男性同性恋社区而言,他们一再地反驳公众认为的“男性同性恋等于艾滋病”的观点,但呼声比较微弱。中国公共卫生系统掌握着艾滋病的学术与实践的话语权,因此他们的观点对于公众对艾滋病议题的认知非常重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公共卫生是如何制造出来男性同性恋与艾滋病关联性污名的同意。研究使用了麦克.布洛维提出的“制造同意”概念,并回顾了污名研究与社会建构论以及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这一文本分析的视角作为理论框架。研究定位为质性研究,通过作者在上海市X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以及上海市静安区Q艾滋病健康促进中心的开展了近半年多的田野调查,整理了近6万字万字的观察笔记以及25份有效的访谈资料,并做了收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公共卫生作为研究的焦点,以国家总体的艾滋病话语、疾控中心与艾滋病防治小组合作的实践、男性同性恋社区内部反馈作为三个主要研究部分。研究认为国家／政府-公共卫生系统-男性同性恋防艾小组-社会媒介-男性同性恋个体共同参与了污名建构与制造同意的过程。“公共卫生”主要从两个方面建构污名,一是公共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污名,二是具体实践干预工作,包括针对男性同性恋群体的大规模的动员检测工作、疾控中心与防艾小组开展的框架内有限的“合作”,因为防艾小组的实际工作受到疾控中心的指导和监督,其对于男性同性恋社区的反疾病污名的空间比较小,也间接地被纳入到了公共卫生的体系内。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于将男性同性恋社区作为艾滋病的“高危群体”微妙的强制所制造出来的结构性污名,以及男性同性恋社区在内化污名的影响下所达成的自发同意完成了制造同意的过程。性存在议题的医学化与过度医学化将男性同性恋作为医学话语,也在制造同意的过程中扮演了负面的角色。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异性恋社区所组成的霸权性话语强制是制造同意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