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医学典籍,被列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首。其语言精炼,文化色彩浓厚,具有极高的医学、史学和文学价值。它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前者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有关内容；后者的核心内容是脏腑经络学说和针灸方法。本文以前者为研究对象。《黄帝内经》的英译研究事业始于2000年,其发展因跨英语和中医学两个领域而倍受局限。从2000年至今,仅有22篇相关论文诞生,包括11篇学位论文。其中6篇学位论文(2007年一篇,2009年五篇)都出自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专业,由同一导师施蕴中教授指导；出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专业的学位论文有两篇；仅有三篇学位论文出自非中医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且2009年之后暂无相关学位论文出现。因此,《黄帝内经》的英译研究事业发展极不平衡,更多英语专业研究者的参与显得尤为必要。本文的研究因此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刘宓庆的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从词汇、语法和篇章三个层面对IlzaVeith和李照国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旨在了解不同的文化因素对母语为源语言和非源语言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两个译本(1949-2005)在文化翻译上的差别。该研究发现：一、在文化系统的四个层次--物质形态层、典章制度层、行为习俗层、心理(心智)活动层--中,心理(心智)活动层的文化信息对Veith这位母语为非源语言的译者造成的文化障碍最大,较易致使其发生严重的解读错误,并在翻译中结果中体现出来。其次是行为习俗层的文化信息。而这两者对于李照国这位以源语言为母语的译者影响都不是太大。二、Veith和李照国在处理不同层次的文化信息时,会采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比如,对于物质形态层次的文化空缺,Veith可能通过图解表现法等非常规翻译手段,直观地解释相关文化信息。而李照国通常使用文字阐释表现法来实现翻译目的。三、两位译者在保证意义有效传递的同时,均力求保持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的一致。但两者在形式保持的侧重上却有所不同：Veith在句法层面使用了异化策略,放弃英语常用的复合句,最大限度地使用简单句,通过大量加入主语的方法将将汉语中典型的无主句小句转换成语法成分较为完整的英语句子,从而使译文句子的数量与原文的小句数量保持一致；李照国则在文化负载词语的翻译上广泛使用拼音音译加注的异化策略,不仅保持了与原文形态上的一致,也降低了信息耗散的可能。四、两位译者都为可能需要英汉对照阅读的读者提供了便利。Veith追求句子数量一致的做法在此也具有一定意义。李照国在段落前加注数字标记,和用[]标记添加信息的做法,更是有目的性地便利回译的举动。由于李本中的[]太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译文的流畅和读者的阅读。Peter Newmark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翻译。”笔者展望,随着《黄帝内经》研究事业的发展,其英译事业也将迎来新的高潮。以适应不同研究方向和目的的《黄帝内经》翻译活动将成为其未来翻译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