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艾霞——阮玲玉——《新女性》”的连环关系为个案，以阮玲玉为中心，对1930年代的电影女明星现象展开研究，旨在揭示:在左翼文化和城市消费文化双重影响下，以阮玲玉为代表的30年代女明星面临着的生存困境，以及女明星现象所隐含的两种文化力量相冲突的内容。　　本文认为:女明星所扮演的形象与其真实的自我，现实的故事与戏中的故事，互相关联、互相印证。不论是艾霞，还是阮玲玉，都向往成为一名追求光明、投身工农大众现实斗争的“新女性”，而实际上，又往往成为一个沉迷于现代物质生活享乐的“摩登女郎”。不论是“她”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还是电影对“她”的叙述、观众对“她”的期待，这两种模式而形成的力量一直在“她”身上搏斗着。“她”最终选择自杀，与这种搏斗的无法调控不无关系。而这两种力量，实际上正是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左翼文化力量与城市文化力量在“她”身上角力的一种表现。而她们往往成为这两种文化交锋、对话，互相争取的牺牲品。　　本文具体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论证:　　第一章意在描述早期中国电影状况和电影以女性叙事模式的形成，重点在于描述出电影的城市叙述与左翼叙述、消费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冲突。　　第二章以阮玲玉和艾霞为个案来分析在两种文化影响下的三十年代女明星现象，左翼电影因为其自身承载的政治历史使命，所以在电影中一定会带有某种政治意识去影响观众，但是又由于电影本身是一种消费文化影响的商品，所以左翼电影最终选择了以城市女性为卖点来行销其政治理念。艾霞的作家/女明星双重身份，决定她在三十年代女明星中的特殊地位。1934年，在她自杀后，蔡楚生把她的故事改编搬上银幕，并找来阮玲玉来担任主角，这成就了30年代经典的左翼电影《新女性》。从艾霞到《新女性》、从《新女性》到阮玲玉，她们构成一种对应的互动的关系，不论是电影本身还是明星本人，最终以相类似的悲剧结局——女性的“自杀”呈现了1930年代以女明星为集结点的中国社会多种文化力量的相纠缠情况。　　第三章则探讨的是明星“阮玲玉”的符号价值。繁荣的现代大众传媒把女明星打造成耀眼的明星，在公众领域的能见度提高，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和时尚文化的代言人。处于众人目光的凝视下，女明星成了诸多言论的交汇点，被不同利益群体赋予了自己的意义。左翼文化精英从推行社会改革和民族救亡的角度出发，将女明星视为“新女性”的代言人，期望她们通过提高自身的人格肩负起指导社会、使民众受到教育的责任。而消费文化影响下的都市男性观众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拥有美丽性感外表的一件可供消费的“商品”而已，和以往的娼妓优伶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为他们在枯燥的现实之外提供可供意淫的对象。　　本文还特地设立附录部分，进一步探讨阮玲玉现象在此后中国城市背景中的延伸，以关锦鹏导演的《阮玲玉》为例，说明后人对于阮玲玉的表述，其实本身都是一个“复制”的过程，但这种“复制”隐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