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这一危机不断向其他国家蔓延,继而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带来深刻影响,尤其是在经济格局方面将可能导致其重新洗牌与调整,全球步入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的经验表明,新兴产业总能在战胜重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孕育和成长,以其特有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并在危机过后,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繁荣。当前,无论是后危机时代的强烈需求,还是科学技术内部所积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着一场以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重大突破为标志的技术革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出台新兴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力争通过发展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率先走出危机,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正在酝酿。新兴产业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收益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独特特征,其发展规律、模式、制度需求等均与传统产业有着较大区别,政府的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显得相当重要,因此,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以促进各种资源在新兴产业的集聚,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调整产业结构,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进行各项体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但从整体而言,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在融资制度方面,商业银行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甚微,创业投资的发展时间较短,创业板的发行节奏缓慢而远不能满足众多创新型公司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银行由于功能性定位而处于服务缺位状态。在人力资本培育制度方面,人才教育制度与社会需求脱节,企业培训制度供给不足,激励制度不健全而难以充分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才在各个产业之间自由、合理流动的机制有待完善。在科技制度方面,科技管理机构重叠、多头交叉,缺乏科技投入的长期增长机制,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技术创新主体,产业化比率低下,科研生产“两张皮”现象严重；在政府管理制度方面,立法不成体系且协调性差,财政投入增长机制没有落实,财政支出方式缺乏效率,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不强,税种设置不合理,财税政策对新兴产业激励、引导作用尚不明显。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有效破解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本论文的分析脉络大体如下：首先对新兴产业及其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界定,厘清有关制度、制度创新的概念,并系统梳理有关产业发展的一般理论。然后对新兴产业的形成动因、发展路径进行理论研究,并运用行业面板数据对影响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尤其是考察了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接下来分析制度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定位,阐述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制度系统,并运用制度分析法研究新兴产业制度创新机制以及运用演化博弈思想动态分析制度创新模式,从而为本文后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及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论文接下来的三章分别结合我国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就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要素培育制度创新、企业制度创新以及政府管理制度创新进行详细论述,提出了较具可行性、操作性的观点。最后,论文以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践为案例,说明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制度系统及其创新。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新兴产业形成的动因主要有：“技术推动”模式、“需求拉动”模式以及“技术推动-市场拉动”综合模式。新兴产业发展路径主要有：市场自发培育式、政府培育式以及市场自发与政府扶持相结合模式。(2)制度与资本、技术、人力资本构成新兴产业发展的内生性要素,但制度高于技术,制度高于资本,是首要的因素。制度对其他三大要素均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在某个产业集聚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制度环境和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能够促进人才、资本与技术之间的耦合。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要素培育制度、企业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其中要素培育制度包括了融资制度、人力资本制度和科技制度,企业制度由企业组织制度、企业产权制度、法人治理制度、管理制度等构成,政府管理制度包括财税制度、法律制度和产业政策等。非正式制度则涵盖了价值观、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内容。(3)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我国新兴产业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是实物资本的投入,尚未走出传统产业“粗放型、数量型”增长方式的一贯模式,向“集约型、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势在必行。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人力资本制度和科技制度,限制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新兴产业发展中作用的发挥。制度因素已经成为新兴产业发展中仅次于实物资本之后的第二大拉动因素,但应该看到的是,尽管非国有化、市场化、外向化进程仍在不断继续,政府扶持力度也在加大,仍存在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应坚持各项制度、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并注重制度之间的耦合性,使之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首要拉动因素。(4)由于与传统产业相比对制度的特殊需求,新兴产业的出现必将导致制度的非均衡,而且这种制度的非均衡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也即新兴产业从诞生开始,总是或多或少要经历一段“制度真空”时期。因此,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对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影响因素、适应的制度、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尽量减少认知时滞,缩短制度非均衡存在的时间,尽早形成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由于制度创新仅在潜在收益大于创新成本时才发生,新兴产业出现后引发的制度失衡并不必然导致制度的“适应性”创新,“制度真空”时段的长短取决于是否有某个外部的力量来改变潜在收益与制度创新成本之间的比较。而危机作为一种典型的外部力量,将给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对政府而言,要充分利用好危机之后给新兴产业带来的发展机遇,适时创新制度,转危为机。主体的创新收益大于创新成本,还只是该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制度供给存在外部性。对创新主体而言,只有当与其他主体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大于不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时,该主体才会从事制度创新活动。而一旦所有主体在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小于不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之和时,演化稳定策略取决于初始状态。(5)要素培育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制度。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实物)、人力资本和技术这三大要素,对于新兴产业而言亦不例外,只是其对这些要素需求的特征(特性、数量、质量)与传统产业有所区别,这些要素的供给与集聚,都是在一定制度背景和制度安排下进行的,因此,要素培育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制度,该制度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耦合与适应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与质量。(6)企业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鉴于新兴企业的特征,结合现代企业组织发展的新趋势,未来新兴企业组织形式将朝着扁平化、虚拟化、网络化、模块化等方向发展。(7)政府管理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政府管理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财税制度以及产业政策,通过这些制度功能的发挥,能够起到“引导”、“激励”、“服务”和“规范”作用,从而有效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1)运用行业面板数据验证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尽管在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中新兴产业的概念早已有之,但在本次危机之前,对新兴产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再加之目前尚未有专门的统计口径对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关数据进行核算,以前的研究仅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新兴产业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尚缺乏对新兴产业有关问题的定量研究。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产业的发展主要在于投入要素,本论文的一个创新就在于将制度变迁作为一个内生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并借用高技术产业的历史统计数据运用行业面板模型,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尤其是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进行实证验证,以准确分析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2)探索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运用新的方法研究制度创新机制与模式。宏观的制度系统、制度创新机制与模式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属于基础性研究,但对特定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及其创新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一般是借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分类与研究方法。本论文在具体分析新兴产业的制度系统时,不囿于其框架,对新兴产业的制度系统进行大胆的尝试性探索,将其分为要素培育制度、企业制度以及政府管理制度,当然,其可行性还有待商榷。同时,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机制进行研究,并尝试运用演化博弈的思想,探讨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模式,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这是本文的另一创新之处。(3)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创新设想与思路。制度创新有渐进式与激进式之分,而且对于我国而言,更多的是采取渐进式的制度变革方式,因此,本文大多数制度创新也遵循这一思路,但论文仍提出一些比较有创新性的制度变革建议。例如在融资制度创新中,为了解决商业银行进入新兴产业领域的“两难”选择,论文提出了三种比较有创新意义的思路：构建风险保障机制、创新信贷管理办法以及构建科技银行功能,并针对每一思路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实施路径；另外,在融资制度方面,还提出了组建科技政策性银行的大胆建议,也设计了组建政策性银行的三个渠道；在企业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为消除专利实施中的授权障碍、促进专利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集成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建议在新兴产业中建立与推行“专利池”制度,并对构建模式的选择、专利池的规划、组建方式、管理及规制等方面的内容提出了初步设想。在政府管理制度创新中,基于我国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双重任务,论文提出要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耦合发展的思想,并从耦合的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