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基本处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在这一战乱的年代中,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加强对工商行业和市场的监控。随着政府力量的深入,为了谋求生存,这一时期同业公会在行业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在悄然发生变化,这颇具研究价值。然而目前同业公会的研究对此关注很少,大多考察同业公会初期的发生和发展状况并且多集中于研究东部和中部地区几个大型的同业公会,因此本文特意选取具有陕西地方特色的西安国药业同业公会这一个案来进行研究。1940-1949十年中,西安市国药业同业公会行业治理的功能是随着公会的两次改组而变化的。因此,本文前三章主要以每次改组完成后同业公会工作重心的转移来划分文章结构,时间上主要分为1940年到1942年5月,1942年5月到1946年7月以及1946年7月到1949年三个阶段；公会组织上,经历了从长安县药业同业公会到西京市国药商业同业公会再到西安市国药商业同业公会三次变化。前三章以时间为序,纵向描述十年间西安国药业同业公会的工作重心变化,阐述当时国药业同业公会在动乱时局中如何进行行业治理,重点关注公会与政府在行业治理中各自的作用,一窥当时同业公会在行业治理中的地位。本文的第四章论述了国药业公会与商会、中医师公会等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对公会当时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作一个整体的分析,横向探讨国药业公会的治理情况,明晰当时同业公会的生存境况。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加强对工商行业的管制,对同业公会和市场的监管力度也大大增强。这时期国药业同业公会的工作中心包括限政(国药议价),强制会员入会及限制会员退会,训练会员,征募及经费这四个方面。这样,在政府的监管下,如何维护行业的正当利益,保证市场正常运行成为国药业公会的会务重点。抗战结束后,西安国药市场整体呈现萧条景象,然而政府对工商行业和市场的监控比战前更甚,国药行业不堪其重。为了谋求行业生存,国药业公会与政府不断沟通交涉,但效果不佳,公会的自治能力大大减弱。战后的国药业公会几乎成为政府上传下达的工具。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大环境下,西安国药业公会对政府的态度是妥协的甚至是依赖的,但这不是公会的本意,只是公会面对政府强制干预所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不代表公会在行业治理中毫无作为。在政权干预下,维持行业正常秩序、维护行业正当利益以及争取公会生存空间都是西安国药业公会在这一时期的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