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群体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历史时期的老年人口问题,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与认识当时社会的发展特征与发展状况,是透视当时国情的重要窗口。而且,尊老养老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亲和力的具体体现。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唐代老年人口作为研究专题,对唐代老年人口的入老标准、生活状况、结构与婚姻家庭状况、地位与价值、职业构成、宗教信仰、休闲活动,还有唐政府的老年人政策、各阶层的老年人口及其与家庭成员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在中国古代社会,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和划分标准。唐制一般规定以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其间,中宗神龙元年(705年)至睿宗景云元年(710年)以58岁为入老的年龄起点,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以55岁为入老的年龄起点。大体而言,和当时人的平均寿命相比,划分标准仍显得高了一些。唐代统治者在界定老年人年龄时以人的生理特点和有利于其统治为原则,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而能够享受赏赐、减免刑罚等优抚政策的老人,年龄标准规定得更高。在唐人的观念中,祖父母、父母等尊长即为老人,和政策法令的规定有一定的出入。唐代老人的称谓复杂多样,男性老人的称谓有父、翁、叟、公等,女性老人的称谓有妇、姥、媪、婆等。有的称谓不是专属于老人的,需要通过语境来判断。由于地位特殊和身体状况,老年人在衣食住行方面稍异于其他年龄段之人。唐王朝体恤老人,也主要从衣食方面落实。唐代家庭一般能尽力满足老人的生活需要,使他们安度晚年。但也有很多老人生活在贫病交加之中,或是因为无儿女照顾,或是由于战乱与错误政策等原因。由于缺乏全面而系统的资料,不可能对唐代老年人口的数量、结构等进行整体研究。本文通过敦煌吐鲁番文献,对唐代西州、沙州的老年人口作了个案考察,研究表明,两地老年人口和有老人户所占比例均呈递增趋势,社会负担系数都较沉重,老年人口中女性丧偶率高于男性,老年人生活的家庭类型因时而变。两地老年人口的这种状况既和全国人口总体发展趋势相联系,又与其地处西部边陲,有时处于局势动荡状态密切相关唐代老年人常常集尊者、家长与户主于一身,在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拥有较高的权威。老年人在家中受到后辈的尊敬,拥有家庭经济控制权、对后辈的教令权及为后辈主婚的权力。作为家长兼户主的老人,有按时交纳国家赋税和保证家庭成员不违犯国家法纪的责任义务。否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或笃疾可免,而由次尊长代替其接受处罚。老人还是后辈生活、生产经验的导师和道德的楷模、文化知识的传导者,其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老年人特别是耆老在唐代的社会舞台上扮演着更广泛的角色,在乡村事务中,充当乡村基层组织中的领导,维持基层社会秩序,充当契约见证人；在国家事务中,积极献计献策,参与地方政务,协助政府工作。尊老养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一。唐代完备了养三老五更、乡饮酒、正齿位等尊老养老礼制,但执行不力。健全了尊老养老法制,《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用法律手段保障老人的权益,规范人们的尊老孝亲行为,体现了“矜老恤幼”的立法精神。唐代施行了一系列尊老养老的政策,主要包括：赏赐高年老人,减免老人的赋役,为老人配侍丁,旌表孝门,尊养孤寡老人及设置养病坊。对七十岁以上的高年老人进行赏赐是古代优老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有唐一代曾多次赏赐高年老人,赏赐高年老人既有一定的规律性,又有随意性、偶然性,所以赏赐高年不能解决养老问题。唐代对于老人及其侍养者有蠲免优复的政策,但这些政策的执行有时是不规范和不严格的,在某些情况下,老人被征发役使之事屡见不鲜。唐代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配侍丁,不仅有由子孙担任的“亲侍”,还有没有血亲关系的“外侍”,这是养老社会化的早期实践。唐代承继“以孝治天下”之国策,旌表孝子顺孙。唐代的旌表制度从申请至批准后的监督,以及对弄虚作假者的惩罚都非常具体而严密,已形成一套完整而严格的程序。对不能自存的鳏寡老人,唐政府规定令近亲收养或付乡里安恤,有的孤寡老人通过收养子女来实现家庭养老。唐代病坊是我国养老机构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阶段,病坊收容的对象之为不能自存的老者,其一部分经费由国家支付,故病坊具有国家养老院的性质,但不是专门的,它还兼具收容院、孤儿院等功能。唐代丰富完善了尊老养老的有关措施与制度,有利于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之风尚。唐代还有完备的关于老人的户籍政策；授给老人土地,保证老年人基本的衣食所需；配给有关老人衣粮。唐代是等级社会,各阶层老年人和其家庭成员之间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相处模式。唐代帝王深谙天子的孝悌之道对其统治的重要性,所以尽量做孝之表率,但当自身地位、安危受到严重威胁时,尊老孝亲、慈爱子孙的思想往往屈从于政治利益；作为人子、人父的角色常常服从于天子的角色。帝王之家的老人不完全是快乐的,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官僚士大夫之家的老人一般能得到优良奉养,安度晚年。致仕老人一般可以衣食无忧,晚年生活悠闲。孝养父母是唐代官吏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否则,可能不利于其仕途的发展。唐代官吏大都能尽心奉养父母,而有的武官不能承欢于父母膝下,留下终身的遗憾,有时还面临孝与忠的两难抉择。唐代的平民百姓通过躬耕或者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全心全意地奉养父母。唐代平民老人的命运和国家的政策紧密相连,政策错误就有可能使他们失去家园。僧道中的老年人一般由弟子、弟子和家人或家人照顾几种情况。唐代的僧道和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孝养父母。由吐鲁番文献看,在一家之中,一般留长子在家照顾父母的起居生活,其他兄弟可以出外谋生,但也应尽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唐代已形成了管理老年人口的有效机制,促进了尊老养老风尚的形成与普及。唐代的养老是国家支持下的家庭养老,家庭直接承担着老人的物质供养和精神抚慰。唐代家庭所尊养者不仅包括自己的祖父母、父母,还包括叔伯及其妻子、外祖母、因离婚或丧夫而归宗的姑、姐,等等。唐代老人的职业以躬耕力田为主,其它职业为辅,呈现多样性,反映了唐代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唐代实行兼容并包、多教并行的宗教政策,故唐代老人信仰自由,可以信仰佛教、道教,或佛道兼信。唐代的繁荣为人们的休闲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官僚士大夫老人休闲活动项目较多,平民老人也忙里偷闲,哼唱一些俚曲小调以舒缓劳作的疲乏,或是在农闲的间隙相聚斗酒、谈天论地,或是和家人相聚,享受天伦之乐。在节日或祭祀时,贫困的劳动者才有真正的休闲时间,他们所选择的休闲项目以最低消费为前提。以尊老养老为核心的老年人口政策是由多种合力促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其经济基础,统治者对老人的认识与治国政策是其政治因素,家庭、学校的培养是其教育因素,儒家、佛教、道教都大力宣传孝道是其思想基础。唐代的尊老养老风尚对后世王朝、周围少数民族以及东亚国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