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被誉为“明四家”，亦称“吴门四家”，他们对明代中后期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沈周与文徵明又被称为吴门画派的领袖，而唐寅和仇英在明末董其昌提出“吴门画派”这一概念时并未被列入此派，但是在董其昌其后至今的绘画史及绘画评论中，唐寅和仇英时而被列入“吴门画派”，时而又被排除在外。本文的任务之一就是厘清唐寅和仇英的吴派归属问题，对其归属问题加以明确，深入分析探讨不同时期二人出现不同归属的历史、现实、身份、师承及其风格等深层原因。画史上仇英的身份问题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漆匠出身，但又画艺卓然，历代画史画论对其艺术评价褒贬不一。仇英社会身份是否独立？如何在等级森严的明代社会与文人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并最终跻身“明四家”之列？本文以仇英特殊的身份作为切入点展开，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试图折射明代中期苏州画坛及其赖以滋生的社会文化土壤。作为职业画家，仇英有着极高的辨识度，没有泯然于众多的职业画家，他以旁观者的身份追随着文人的脚步，在“去俗”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力图摆脱匠气的一面，作品兼具行家、利家双重审美趣味。本文多角度探究仇英绘画题材选择及绘画面貌形成的内外因的同时，着重梳理了行家画与利家画，南宗与北宗，文人画与院体画以及职业画家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绘画史上纠缠不清的几个大命题进行了条分缕析地深入解读和辨析。本文不求哗众取宠而抬高，亦不因其身份的低微而贬低仇英，力求客观公正，以时间发展的纵向分析与横向的比较研究，还原并建构仇英绘画真实的艺术史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