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以时尚杂志为代表的时尚媒介开始兴起。伴随着时尚杂志的兴起，时尚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以时尚杂志为代表的时尚媒介究竟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时尚”—时尚的意义，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为此本文采纳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的方法，并联结了柯林斯的社会冲突理论来对媒介话语中的“时尚”进行分析，通过阐述，以期勾画出媒介话语中“时尚”的意义变迁之旅。　　在中国，现代意义层面的时尚，可追溯至民国时期的上海。那时的媒介对于“摩登”概念的建构，形成了改革开放后媒介话语中时尚成长的文化背景之一。此外，“奇装异服”与“美”，是媒介建构时尚意义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基础概念，特别是“美”，成了中国媒介话语中时尚意义变迁的内在线索，也是与西方时尚意义存在差别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服饰类杂志开始兴起。这类杂志垫定了中国时尚杂志的基础。在这个时期，“时尚”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意义，“时尚”是时装或潮流的同义词，“时尚”的意义就是时装的意义;而时装不只是服装，是一种有高下优劣之分的艺术，其核心问题是美。时装的美是相对于奇装异服而彰显的，是在区分奇装异服中获得的。于是，时装的意义就是不同于奇装异服的一种现代人的美，理应是由全民共享的美。因而，相应地，“时尚”的意义也就是一种全民共享的美。进入90年代中以后，“时尚”有了独立的意涵。这个时期，媒介话语中的“时尚”成了一种有限定的美。这种限定主要限定在“时尚”的适用人群:都市、年轻、女性。随着适用人群的限定，事实上也暗含着“时尚”作为一种美的审美取向的限定，即“时尚”是一种具有都市感的、年轻的、女性意味的美。因而“摩登”是这个时期最频繁出现的时尚的代用词。随着时尚男刊的兴起，时尚适用于女性的限定首先被打破了。但如果将女性意味限定在重装饰、强调来自性别间的吸引，即“性感”的话，那么男性时尚在审美取向上，依然是与之前的女性意味是一致的。与此同时，都市感与年轻味再度得到强化。这使得时尚的意义，作为一种有限定的美，在这个阶段再度得到了强化。但与此同时，随着时尚概念的日益广泛传播，媒介话语中的时尚的意义增加了一个新的纬度—一种挑战精神。在媒介的话语中，时尚作为一种挑战精神并不是挑战一切，而是集中在对于性及两性关系的既有观念的挑战。而且，对于挑战的话语，是与维系及传承的话语并列存在的。这使得时尚的意义显得游移而不确定。这样的话语策略，使得时尚的意义内在地受到了挑战，“时尚”不仅仅是美，而是超越美。　　在媒介话语中，时尚的意义从其变迁的过程来看，一方面由于不同于西方的诞生背景，这使得中国媒介话语中的时尚与美的关系更为紧密，不仅是存在的合法性所在，也是内在变迁的一条线索;另一方面，在媒介的话语中，时尚的意义日益向身体聚焦，身体的呈现与反应成了时尚话语的核心指向。至此，时尚的适用领域已形成了一系列以身体为中心的同心圆，与时尚最为关切的方面即是身体本身。第三，时尚媒介在不同的资源境况会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笼统地来说，在资源缺乏时，时尚媒介会强调团结，在资源较充足时，则采取分离的策略。时尚媒介通过不断地分化与团结的策略，把自身的层级日益推高，并将编者置于组织的最高层级，时尚编辑成了时尚的最终裁决者。这样的时尚意义建构过程，使得“时尚”连同时尚媒介，日益走向了一种想象的异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