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是中国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邮政通过其规模的扩大、业务种类的丰富、业务量的增加,逐渐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流方式,进而使中国近代社会发生深层次的变化。但根据现能见到的研究成果来看,以邮政为切入点,将其作为近代社会变迁面相之一的学术研究鲜见文端。因此,本文借助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山西为中心来揭示近代邮政在制度建设、业务拓展中对社会的自发到自觉的回应过程和世人在此过程中的心态变化。 本文主要通过两方面的内容展开论述,第一方面,简单回溯邮驿向近代邮政转变的社会景象及山西邮政的沿革。第二方面,以邮政制度建设中较为突出的预付邮资、考试、奖惩等制度为突破口来反映“制度化”在中国的艰难潜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制度来考量世人对此的反应;还借助“公共领域”的概念和理论,将邮政作为联结公共权利、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线索来理解邮政与近代社会间的互动;在加强理论构架的同时,用一起“邮案”来细化邮政的勃兴冲破了近世社会传统交往方式,而这一转变“异化”了旧有犯罪手段、重塑了邮路两旁的经济结构、用契约方式归化了经济行为。 对以上内容的描摹,就是要向读者展示这样的信息:邮政进入中国使通信不再是专制社会的权利表征,人们可以通过邮政这一平台安全、快速的表达其宿求,从而构建起开放的社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