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个体由无知走向成熟的过渡期,不仅仅是身体、智力发育的高峰期,而且是价值观念、人格特征形成的关键时期,身心发育的不平衡性使得未成年人性格特征及心理状态不稳定,极易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涉罪未成年人虽然触犯了法律,实施了犯罪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其依然属于未成年人的范畴,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同样应适用于涉罪未成年人身上。不仅如此,对于涉罪未成年人,我国更是本着对特殊群体特殊保护的精神以及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方针解救失足未成年人,这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有相关法律、法规和刑事政策、司法精神的支撑,但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在侦查实践尤其是讯问环节中仍存有不少漏洞。将涉罪未成年人与涉罪成年人适用同一讯问制度,忽视了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不仅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重返社会,更是违背了“对涉罪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国际司法精神与国内刑事政策。基于此,笔者立足实践,发现其中的不足,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粗浅的建议,以期对未成年人的讯问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贡献微薄之力。全文共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未成年人讯问制度的概述,从未成年人讯问制度的法理基础入手,整理了我国未成年人讯问制度的理论依据和法律规定,并尝试探讨了研究我国未成年人讯问制度的意义,明确了研究未成年人讯问制度对于涉罪未成年人实施特殊保护的重要价值以及与国际少年司法制度接轨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内容分别介绍涉罪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和拒供心理。按照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笔者将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分为犯罪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其中犯罪心理过程主要从涉罪未成年人的认知、情绪情感以及意志三方面展开论述;而个性心理则主要包括动机特征和需求特征;涉罪未成年人的拒供心理特征是相较于涉罪成年人而言的,即比较之下,笔者将涉罪未成年人的拒供心理概括为畏罪心理的滞后性、侥幸心理的全程性、对立心理的时段性、戒备心理的本能性以及悲观心理的严重性等特点。第三部分是对未成年人讯问制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的探讨。目前,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未成年人讯问制度在我国运行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较多,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讯问的侦查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不足的问题,表现为讯问的专业人员紧缺、部分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认识上存在偏差;二是讯问过程中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机制缺失的问题,表现在缺少心理疏导和矫治机构、专业人员不足等方面;三是讯问方法缺少针对性的问题,即将讯问涉罪成年人的方法策略应用在涉罪未成年人身上,未考虑到涉罪未成年人的身心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其改造和回归社会,甚至侵犯了涉罪未成年人的相关合法权益;四是羁押性措施的不合理适用问题,这主要体现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频次较高且时段偏长、缺乏客观中立的羁押机构以及部分办案机关区别对待本地的涉罪未成年人和外地的涉罪未成年人;而在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上主要有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法律概念模糊、选任主体不明确、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的地位未明确、作用不显著以及法律对合适成年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规定含糊不清等;对于讯问过程缺乏特殊保护的问题则主要表现在讯问主体、讯问时间、讯问地点和环境氛围以及讯问的语言等方面。第四部分是在前部分的基础上提出的具体建议:对于讯问人员专业化水平不足的问题要建立相关机构,招录、培养、组建讯问涉罪未成年人的专业队伍;对于心理疏导机制的缺失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心理疏导与矫治机构、规范实施过程、培养专业人员;对于讯问缺少针对性的解决办法要结合讯问涉罪未成年人的方法和策略进行改进,基于涉罪未成年人的身心特殊性,在对涉罪未成年人的讯问方法和策略方面也应不同于涉罪成年人。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借鉴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观点,笔者将对涉罪未成年人的讯问方法和策略做了总结,即在讯问方法上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说服教育,以情动心;二是调控情绪,转变态度;三是掌握时机,运用证据;四是发掘矛盾,操纵全局。对于讯问策略主要包括:注重教育感化,慎用利导型策略;适时变换态度,采用冲击型策略;采取虚实结合,巧用迂回型策略;敢于造势用势,运用迷惑型策略。而对于羁押性措施的不合理适用问题主要从羁押措施的使用频率、羁押时间、羁押机构的中立性以及办案工作人员的观念转换方面入手;对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不完善,首先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其次要明确合适成年人的选任标准,再次应厘清合适成年人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参与诉讼的价值和作用,最后要明细合适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于细化讯问程序的问题,可以从加强讯问前的准备工作、适当缩短讯问的时间、慎重选择讯问地点、精心布置讯问环境等方面着手。文章的研究总结部分旨在归纳研究中的感悟和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讯问制度的前景进行展望。最后一部分是致谢的内容,主要是感念师恩、怀缅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