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许意识到了但很少坚持认为村庄土地一般形态及其变动与现代社会理论有何关联。从土地共同体这个一般的形式到超越土地的社区-社会形式的转变其实蕴涵了现代社会兴起的丰富内容。本文如实记录村庄土地名物，探讨它们上面的一般性问题，即土地利用和土地占有。两者塑造了社会形态。劳动分工和土地占有权利的社会变革改变了村庄土地的一般形态并影响社会分工。从土地入手考察村庄社区、社会的一般生成情形使我们能够对现代社会理论进行重新探讨。　　 农耕集约与工商副业的结合是中国村庄土地利用所反映的劳动分工的总体模式。村庄土地在劳动分工上体现了分工社会化的能动性。在土地为村庄农民占有的情况下，这种分工态势表现为一种从农耕向非农活动扩展的谱系。劳动社会分工的扩展带来了对开放的社会空间的需求，客观上需要村庄、市镇和都市有机一体化以适应劳动社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但从土地占有权利的社会变革来看，村庄土地为农民所有(占有)的情况在社会历史的较长时期并非常态，而是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从非农民占有土地的社会过渡到农民所有(占有)的社会开启了现代社会的整体变迁过程。英国模式带来了评价现代社会的困难。商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市场社会化显示了这种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今天所简化的现代化社会理论。　　 古典现代社会理论的上述分歧带来了现代社会实践的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我们习见的西方中心论或者中国中心观的文明进化论，而是人类在如何达致社会有机团结探索过程中的参差状态。中国村庄土地存在巨大的压力，来自过多人口的生存压力和土地占有权利社会变革的压力，但很少有人考察它与社会分工的互动。从劳动社会分工来说，村庄土地的一般形态的内在逻辑是村庄、市镇和城市的自然空间分工以及社区、社会对这些自然空间的嵌入。它能有效克服古典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化城乡对立的内在张力。这是社会历史长期演化的结果，尤其是全球近代社会历史上社会实践的客观反映，包括了土地共同体到社会革命乃至现代土地改革的整个过程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