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经济内外部“双失衡”情形,本文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1)当传统的IS-LM-BP模型所得到的总需求干预结论被推广到一个总价格水平内生的AS-AD-BP开放宏观模型中去时,应该如何修正?当通过设定名义工资增长路径、政府赤字融资约束这两个条件,进而得到一个离散的动态AS-AD-BP模型时,总需求干预的长期效果是什么?在该模型中,以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的总供给干预的短期及长期效果分别是什么?(2)在一个资本非完美流动的连续时间框架下,假如政府采取名义锚稳定价格预期,在汇率规则(名义汇率按照既定的速度变化)和货币规则(信贷余额按照既定的速度变化)两种不同的名义锚情形下,各种形式的总供给及总需求干预将会如何影响失业、通货膨胀、经常项目盈余、外汇储备等宏观变量的动态时间路径?即使两种不同的政策规则能实现同样的目标失业率,这两种政策规则引起的宏观动态路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3)既然汇率作为调整外部失衡的主要工具,那么从数据上,中国的经验事实能否支持贬值可以改善经常项目这一结论呢?此外,鉴于制造业具有较大的对外开放程度,那么当统一考虑汇率变动、开放度、所有制等变量时,汇率变动是否对中国制造业就业还有显著的影响,并且符合理论假设呢?首先,通过构造一个海外垄断竞争局部均衡模型,考察了汇率政策对本国出口企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本币升值或厂商相对成本提高时,本国厂商的市场份额、加成率和利润将下降,市场需求弹性上升使得市场份额向更具成本优势厂商配置,成本劣势厂商加成率及利润下降,并在不同竞争设定下检验了相关结论的稳健性。即使考虑到厂商异质性及进入与退出,贬值仍是本国出口扩张的有效工具,只是使得海外市场竞争环境更宽松并导致低效率厂商进入。在国际产业链分工情形下,汇率调整在影响本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还存在着跨国溢出效应。以上述研究结论作为微观基础,引入垄断竞争的国内总供给曲线,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内外部平衡的AS-AD-BP框架,研究发现：当总价格水平内生化时,短期内,传统的IS-LM-BP结论可不加修正地推广为总需求干预的效果；长期内,正向的持久性总需求政策冲击将导致稳态的失业一一通货膨胀组合沿着既定的菲利普斯曲线运动,经常项目恶化,从而应通过名义汇率贬值对冲经常项目的变动。当放松管制或技术进步率提高时,短期内,真实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长期内,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位置的移动,使得任意给定的目标失业率对应于一个更低的稳态通货膨胀率,经常项目盈余将下降。接下来,在继承垄断竞争的国内总供给方程基础上,引入非完美国际资本流动,在一个单部门分析框架下,运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分析了汇率规则及货币规则两种情形下的宏观干预的动态效果。研究发现：①在汇率规则下,稳态的通货膨胀由外生的名义汇率变动率决定,当垄断程度降低时,稳态的失业率将下降、消费与个人财富单调上升到新的稳态值；稳态的资本项目余额不变、经常项目余额及外汇储备均会下降；减税除了不扩张产出与就业外,与前述政策具有相同的动态学；②在货币规则下,外汇储备始终保持不变。除技术进步以外,其他政策冲击的转移动态学将消失,系统瞬时跃迁到新稳态。当垄断程度降低时,消费和产出将等幅度增加,经常项目、资本项目、通货膨胀均保持不变。在此基础上,将模型拓展为贸易品及非贸易品两种产品,进一步得到：在汇率规则下,当垄断程度降低、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下降或技术进步加速时,非贸易品部门的产出将会上升,出口部门的产出至少不下降,稳态消费、海外净债权上升,稳态通货膨胀率不变。实证研究发现,汇率贬值将会改善经常项目；此外,汇率调整将通过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再配置,出口开放度放大了汇率的再配置效应；相比私人企业,国企显著抑制了就业再配置。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