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转型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突出代表,自然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21世纪的中美关系是否必然走向冲突?中国与美国的战略互动将会对国际体系转型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新兴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问题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把它们上升到一般意义上的研究问题,即什么因素影响新兴大国与主导大国的互动方式及其体系后果?关于这一问题,现有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流派表现出明显的二元范式对立和结构决定论,要么强调物质因素、要么强调观念因素;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就意味着挑战与冲突,施动者的能动性和互动进程的意义往往被忽略,从而导致其理论解释的现状偏见、民主制度偏见和西方经验偏见。折衷主义试图弥合现有主流理论的范式间对立,但由于没有解决这些范式本身在本体论假定上的不可通约性,因此也不过是对这些对立范式所各自强调的因素进行简单的综合。施动者视角和进程建构理论分别论证了施动者的施动性和互动进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强结构决定论的缺陷,而实践视角更是直指本体论,强调社会实践本体的优先性,但均未直接涉及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问题。本文受社会理论和国际关系领域新近出现的“实践转向”的启发,在批判性继承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法国杰出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采用大历史视角,从实践本体出发,运用关系主义方法论,提出一个解释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问题的跨范式分析框架,即特定时空域下以国际场域、国际惯习和实力位置为支柱的三维实践分析框架,认为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实践问题,遵行特定的实践逻辑。从实践视角来看,国际体系是一个国际实践场域,包括国家施动者、国际权力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实践四大要素;国家施动者是兼具国际惯习和位置性特征的实践者。国际体系是国家施动者国际实践的产物。国际秩序总是与国际权力格局密切关联并相互影响。新兴大国的崛起不仅在客观上会带来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而且会影响国际秩序的演变,而后者属于国际体系的深层次变革,理应成为国际体系转型研究的重点内容。新兴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塑造力受其秉持的国际惯习和在国际场域中占据的实力位置的共同影响。这种塑造力通过新兴大国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得以实现。国际惯习主要体现为国家施动者秉持的国际秩序观,它是国家施动者进行国际实践的前实践模式。国家施动者拥有的综合实力资本是其进行国际实践的工具,这些资本包括物质性资本、社会性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新兴大国的国际实践总是在特定的国际场域中进行的。国际场域是一个具有等级位置结构的权力关系空间和国际秩序原则的社会实践空间。现有主导大国不仅在国际场域的权力关系中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且也是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维护者。主导大国为了维护现有的优势地位和主导权往往倾向于采取维护现有秩序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新兴大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外在化的国际实践则倾向于再造或者重塑国际场域的秩序。因此,本文认为,在特定的国际秩序条件下,新兴大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外在化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是影响国际秩序变革途径和发展方向的关键性因素。新兴大国的崛起虽然在客观上会引发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但并不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暴力变革。在特定的国际秩序条件下,若新兴大国秉持的秩序观与主导大国奉行的秩序观之间的竞争性越强、互补性越弱,大国冲突甚至体系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在以权力政治为主导的国际场域中,爆发大国战争的可能性会更大。相反,若二者秩序观的竞争性越弱、互补性越强,大国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并且有利于现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演进。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英国主导的均势霸权秩序下德国和美国的崛起及其产生的不同秩序后果的历史追踪和比较分析,为本文提出的关于国际体系转型的跨范式实践分析框架提供了有力佐证。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国,深谙欧洲权力均势之道,奉行具有自我约束性的大陆均势战略与结盟政策,再生产了欧陆均势秩序,既维护了新获得的优势地位,也避免了与英国的战略冲突。德皇威廉二世执政时期,德国转向扩张性的世界政策,不仅要称霸欧陆,还大力发展海军,积极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直接挑战英国致力于维系的欧陆均势和制海权,最终导致英德争霸的体系战争。威廉二世德国追求以德国占支配地位的权力霸权秩序取代英国主导的权力霸权秩序,这必将遭到英国的积极应对,导致英国在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只好放弃传统的离岸平衡战略而走向大国结盟,这是由英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维持欧陆均势的国际惯习决定的。同时崛起的美国曾深受欧洲均势政治之苦,自独立后对外奉行孤立主义扩张战略与政策实践,远离欧洲权力政治游戏,维持小海军,利用欧洲大国间的权力争夺,实现了在北美的领土扩张,并在后来随着英国在美洲的战略收缩而实现在美洲称霸。相对于同时期的德国,美国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对英国以欧陆均势为核心的世界霸权秩序构成的挑战明显较小。一战爆发后,美国参战并成为战胜国,提出用美国的原则改造世界,建立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美国在一战后迅速增强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使其具备将其国际秩序理念付诸实践的工具。20世纪美国重塑国际秩序的理念与实践对国际秩序转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同时巩固并加强了其霸权。在上述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当代美国主导的混合性霸权秩序下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初步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将会对国际秩序的重塑带来重要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在深度相互依赖的后核时代,武力与战争已经不再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相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中国倡导并积极实践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主张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主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来取代以“冲突对抗、零和竞争”为主导的传统大国关系模式,这将开启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范式,重构国际秩序的新规范,具有划时代意义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