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一直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目标,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随着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中国社会就业也面愈来愈严重的压力。“十三五”规划中提到,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扶持对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企业和产业,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如何通过企业促进就业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贸易企业作为中国微观企业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研究融资约束对中国贸易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显得十分必要且具有针对性。本文首先梳理了融资约束与企业就业相关理论,探究融资约束与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关假设。在指标构建方面,考虑到融资约束测量指标存在多样性,为避免指标测度内生性问题,融资约束主要衡量指标为SA指数。在数据样本的选择上,研究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整合所得的近20万贸易企业数据样本。在研究模型的建立上,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贸易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在实证研究阶段,首先选用GMM模型进行基础回归;为确保实验结果稳健,采用变量替换与分样本检验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企业投资-现金流指数与企业利息水平指数替换SA指数对融资约束重新衡量,同时根据SA指数将样本重新分为高融资约束组、一般融资约束组与低融资约束组,对分样本重新进行估计。考虑到融资约束会影响贸易企业生产率与创新水平,从而进一步对企业就业规模产生影响,本文引入贸易企业样本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融资约束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渠道并进行检验;最后,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本文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资本密集度企业进行进一步分析。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融资约束提升显著降低了中国贸易企业的就业规模。在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著,说明了基础回归结果稳健。融资约束对贸易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是通过抑制企业生产率与创新能力进一步企业就业规模。在不同企业性质方面,小规模企业受融资约束时规模变化更为激烈;在不同所有制企业方面,外资企业就业规模受融资约束影响明显低于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高资本密集度贸易企业在受到融资约束时就业规模减少程度要小于低资本密集度企业。最后,本文就研究结果,对如何降低我国贸易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就业,从政府、金融机构与企业三个层面分别提出相关建议:政府需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大力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金融机构应加强对中小型贸易企业的扶持、加强服务产品创新;企业自身需强化信用建设,积极创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