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1933-2004），美国小说家、文艺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导演、公众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她在美学与道德领域表现出的看似前后抵牾的观点不断消解着评论界对她的认识，同时撩拨着公众对其不断解读的热情。她优雅、前卫、睿智，同时又傲慢、自负、孤独。她一生捍卫文学的品质与风格，严苛地审视流行，拒绝粗野与庸俗。她言辞犀利，直面国家、权力和人性的黑暗。她的人文关怀超越国界、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与种族。　　纵观以往对桑塔格的小说研究大多是从叙述学、符号学、存在主义哲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角度展开，抑或是以其文艺理论为切入点研究文论与小说创作的互文同构现象，鲜有从美学与道德两者的关系研究桑塔格小说创作理念的嬗变。即便评论界注意到桑塔格文论创作中所表现出介于美学与道德的摇摆，但往往将两者视为非此即彼、前后更替的对立存在，鲜有从两者的共生性分析其长篇小说创作。本文以形式美学为视角，选取桑塔格三部长篇小说作为文本，通过小说中形式美学的构建分析小说内在的道德诉求，研究美学与道德的共生性在其小说创作中的嬗变：如何由美学与道德的隐性共生，过渡为道德从美学中浮现，最终走向道德与美学的显性共生。　　论文引言部分梳理了桑塔格小说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回顾了摇摆于美学与道德的桑塔格文学创作，并对论文中关键术语进行界定，由此归纳论文基本观点并勾勒论文框架。　　论文第一章研究了《恩主》中元小说的虚构性、梦境叙述的不确定性以及小说中的讽刺，探讨形式美学与小说内在道德意识的隐性共生。通过叙述者希波赖特的自我暴露式叙述揭示小说的虚构本质。小说结尾出现的日记、信件和创作手稿与主体部分叙述者讲述的梦境人生间的矛盾，凸显了人物叙述的不确定。梦境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梦境之间毫无联系，梦的荒诞性决定了不可能对其做出符合现实的阐释，也不可能按照道德的标准来解读人物的非道德行为。小说结尾嘲讽了两个人物的反智性行为，让喜欢做梦和具有“坎普”气质的人物回归常规反倒变得庸常，以此表现了桑塔格对现代社会中的反智性行为的不满。小说暗含了桑塔格美学理念中追求的道德卸负与现实壁垒下道德难以卸负的矛盾。　　论文第二章通过《死亡匣子》中各叙述层叙述的沉寂、内在时间意识的停滞和反讽探讨美学与道德日渐清晰的共生关系。小说通过外叙述层、内叙述层和元叙述层叙述都归于静默，暗示主人公最终走向彻底的死亡。在表现人物死亡意识时通过意识在时间之流中的跳跃，不断由过去进入现在，现在又转瞬即逝变成过去，未来从未真正存在，只是存在于幻觉中的一个个梦境，这种通过时间的飘忽不定表现出的意识跳跃，不断强化主人公的创伤记忆，以及在虚幻的第二生中希望借谋杀来恢复生命活力的徒劳，最后只能借助梦境实现对过去的消弭和对现在的虚构，梦境的虚幻将迪迪重新拉回自杀的真实。小说通过反讽揭露了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粉饰，将主人公杀人后的道德自省与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美化并置，体现了桑塔格作为小说家的道德立场，以此提升了小说的立论。　　论文第三章通过叙述者与主人公的时空对话、不同人物与主人公的多重对话、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以及次要人物酒后即兴独白，分析《在美国》这部小说如何实现美学和道德的显性共生。小说家如何借细碎历史实现对现实事件的映射，如何在对位关系中使人物性格彼此映衬、日趋丰满，展现人物思想冲突和美国梦幻灭最终带来的忧郁情感，以及主人公反思其在美国文化产业中日渐麻木的艺术良知。小说开放式的结局，赋予人物新生的可能，表达了桑塔格拒绝悲剧式结局的创作立场。小说借助对话这一美学形式无处不在言说着桑塔格作为小说家的道德责任。她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美国的大众文化，抨击了它对艺术和人性的侵蚀；同时表达了对舍弃民族身份、艺术师承和情感关联的主人公深切的同情。　　论文结尾总结了桑塔格三部小说中美学与道德共生性的嬗变：如何由隐性共生，过渡为道德从美学中浮现，最终走向道德与美学的有机契合。《恩主》中对形式的过度倚重遮蔽了小说中隐蔽的道德意识。《死亡匣子》中桑塔格借助修辞手法表达了其若隐若现的道德立场，美学与道德开始出现融合趋势。《在美国》则标志着桑塔格完美地实现了形式美学与道德批判的有机契合。这种对美学和道德共生关系的不断反思，体现了桑塔格作为小说家的严肃性和对实现自我超越的渴望。她在美学和道德间的摇摆和看似矛盾的立场，实质上是她为确立小说家声望而采取的个性化写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