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在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生产传播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它让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读书人可以通过写作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给他们提供了物质意义上的安身之处；另一方面，它又赋予这些读书人以话语权，可以借写作来实现自身价值，从而又给他们提供了精神意义上的立命之所。凭借这种新型的安身立命之所，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围绕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充分发挥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优势，产生了以王韬、郑观应、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章士钊等为代表的一批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报刊作家。这些作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针对转型时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的新问题，提出自己的批评、见解与主张，在中国思想舆论界掀起阵阵波澜，并探索出了报章文、时务文、新民体、逻辑文等流行一时的新型报刊文体，形成了一种言论写作的传统。胡适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言论写作提高到新的境界。　　 胡适在言论写作中用力之勤，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在近现代学人中罕有其匹。早在少年时期，他就曾担任革命派报刊《竞业旬报》的主编。在担任主编期间，受言论报国思潮的影响，他发表了大量论说、时评与时闻，对中国社会中不良的政治现象、文化现象以及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当然，胡适此时的批判还带有一种所谓的“正义的火气”，但其中的一些思想及所受的白话文训练却成为后来他思想发展的重要起点。　　 留美期间，胡适又担任了中国留美学生刊物《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季报》与《留美学生月报》的编辑。更重要的是，此时的胡适还本着“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的观念，形成了从思想文化教育入手，为中国“造不亡之因”的思想。1917年回国之后，他就以这种“造因”思想为指导，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要从思想文化上为中国政治的改革打造一个非政治的基础。在《新青年》同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以白话文为突破口，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文化传统进行了全方位的价值重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在运动中，胡适充当了旗手的作用。他的文章提倡个性解放，抨击束缚人性的传统礼制，宣扬“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为信仰与价值观处于混乱之中的国人提供了一个新选择。不仅如此，胡适还特别重视宣传“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与“历史的态度”等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同时正是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胡适在主编《每周评论》期间，出于对当时舆论界议政方式的不满，掀起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也正是因为在议政方式方法上的歧异，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越走越远，最终造成了《新青年》的分裂。　　 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同时负责编辑《读书杂志》与《国学季刊》，走上了讲学复议政的道路。讲学方面，他参加科玄论战，揭穿科学破产论背后的玄学本质，提倡树立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在古史讨论中，他倡导疑古，打破人们对古史中虚构的黄金时代的迷信。议政方面，他撰写了大量时评，努力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不仅想改变舆论界空谈主义的不良风气，而且想推动中国政治走上有计划的轨道。他提倡联省自治，呼吁“有计划的政治”，鼓吹“好政府主义”。不过却因为往往从道德入手议政，使“说的世界”与“行的世界”脱节，再加上当时险恶的舆论环境，他的议政处处碰壁，不得不宣告失败。　　 《努力》议政的失败使胡适再次把言论的指针调整到思想文化方面来。他支持《现代评论》，又联合徐志摩等人创办《新月》。在“我们走哪条路”等讨论中，通过比较中西差距之大，辨析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在物质意义上以及精神意义上的价值，他提倡科学学术，呼吁国人深刻反省，努力实干，一点一滴地打到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个中国真正的仇敌。除此之外，他还努力发掘传统的思想资源，在《努力》时期科玄论战的基础之上，又发掘出一条中国近三百年反理学运动的线索。但令胡适没有料到的是，打着革命旗号上台的国民党一旦执政以后，竟然会比北洋军阀更加肆无忌惮地压制自由、摧残人权。于是，他又被逼上梁山，掀起了“人权与约法”的讨论。但与《努力周报》时期相比，胡适这次议政范围缩小，把重点放在了争取言论自由与批判国民党压制人权两个方面。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临头。胡适在蒋廷黻、丁文江等人的鼓动之下，创办《独立评论》。他吸取历次办刊经验，不花一分钱的稿费，把《独立评论》办成了一个全国人的公共论坛。同时，为实践做国家诤臣与政府诤友的志愿，他坚持独立精神。在中日关系的处理上，他不顾批判与威胁，主张有条件的和议；在“信心与反省”的讨论中，他指斥中国传统文化实在贫乏，建议把国人的自信建筑在反省的基础上；在“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讨论中，他不顾一班官僚与复古文人的指责与威胁，宣扬“充分世界化”；在“建设与无为”的讨论中，他批评国民党政府穷摆排场，主张依靠专家，做有条件的建设；在“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中，他又与一班主张开明专制的学者展开论战，呼吁大家齐心协力促成民主宪政在中国的生根发芽。　　 抗战胜利之后，胡适又联合一批教授组织独立时论社，力谏国民党实施宪政，走教育与科学建国的道路，但因国民党政府把全副心思放在内战上而希望落空。败退台湾之后，胡适又支持雷震等人创办《自由中国》。虽然与雷震等人存在着不少隔阂与分歧，但胡适一如既往地帮助他们，并与《自由中国》一起，在为蒋介石祝寿与反对蒋“三连任”中，继续争取民主宪政与自由人权。　　 与前辈及同辈相比，胡适的言论写作的特点在于，其主旨始终指向民主宪政与教育科学两个方面没变。而且为求得其主张更有效的传播，他落脚于中国的现实问题，从不空谈“主义”，以容忍的态度对待反对意见，坚持“立言无所苟”的独立精神，实践了一种理性、平实的言论风格。在言论写作过程中，胡适明知坚持这样的主旨与风格会被孤立、被打击、被污蔑，但他仍融合儒释道三家精神的真旨，实践了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宣言。　　 毋庸讳言，胡适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张并不理解，特别是在《自由中国》时期还曾发表过批评的言论。但正如耿云志在《胡适全集·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对于这样一位学者，我们的评价需要超越单一的政治标准，主要以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的成绩来作为评判的根据。所以对于其言论写作，我们应在认识其局限性的基础之上，借鉴其经验，从而推动中国的言论写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