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法律的存在和内容视社会事实而定。在条约法领域,条约根据所涉国家的特定行为而具有拘束力,而该条约的约文即承载着某种意义,条约当事国据此确定国际法的要求是什么,从而确定各自所负有的义务是什么。然而,解释者应该根据何种事实确定此等约文究竟承载着何种意义?国际司法机构时而根据后生事实（later-emerging facts）确定条约用语的意义,时而根据原初事实（original facts）确定条约用语的意义,使得条约当事国所承担的义务判然有别。这引起了实践中的重要分歧:在确定条约用语的意义时,解释者究竟应该以原初事实为根据——同时解释（contemporaneous interpretation）,还是应该以后生事实为根据——演变解释（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由是,“解释者何时应该演变解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此问题而言,历史上存在着被称为时际解释进路（intertemporal approaches of interpretation）的三种不同回答:动态进路（dynamic approach）——解释者无论何时都应该演变解释;静态进路（static approach）——解释者无论何时都应该同时解释;灵活进路（flexible approach）——解释者何时应该演变解释,视情况而定。当代国际法学者普遍认同采取灵活进路,但尚未就深层的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当何种条件满足时,解释者应该演变解释且为何如此。在纷繁复杂的歧见中,最为紧要的分歧之处在于,国际法中是否存在着某些规范或相关考量（considerations）,要求或证成（justify）特定情形下的演变解释。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回答的问题是:当何种条件满足时,解释者应该对条约用语进行演变解释且为何如此?换言之,解释者之所以应该这样做,是因为现行国际法要求如此,还是因为某些考量——特别是正当性（legitimacy）考量——能够证成如此?此等问题在性质上属于规范性（normative）问题,侧重于演变解释的应然（ought）方面,而非实然（is）方面,因而主要通过规范性路径加以研究,聚焦于解释者应该（或者有理由）如何演变地解释条约,而不是解释者（或国际法学者）认为应该如何演变地解释条约,也不是解释者实际上如何演变地解释条约。简言之,本文主要旨在评价、证成演变解释在特定情形下的应然性,而非描述（describe）演变解释在事实上如何被解释者加以运用。为回答此问题,本文的论证思路如下:第一、二章（作为第一部分）试图从理论、实践两个维度澄清本文的研究对象——演变解释,旨在说明何种事物属于演变解释以及它在国际司法机构相关案件判理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以便确定本文所要研究的客体,为下文的讨论划定边界;第三、四章（作为第二部分）分别厘清演变解释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的症结所在,试图论证何者（what）使得演变解释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旨在确立适当的标准,以备评价本文第一部分所确定的演变解释合法、正当与否;第五章（作为最后一部分）则旨在阐明,鉴于条约当事国的意图是演变解释的应然性条件,探求这样的演变意图的适当路径是什么,以便判定待评价的演变解释是否确实符合本文第二部分所确立的标准,是否因此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演变解释是将现时意义指派于条约用语之过程;在此意义上,演变解释等同于特定的解释性论证,必定具有规范性,而且必然引致司法造法。根据诸国际司法机构相关案件中的判理,演变解释所依据的解释规准主要分为以“国际法的嗣后发展”、“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及“嗣后标准”为条件的解释规准。就演变解释而言,现行国际法中存在着法律漏洞,故而此等不同类型的演变解释是否符合现行国际法,无法仅根据国际法渊源加以确定,而是需要通过相关考量加以证成。在此意义上,演变解释的合法性取决于相关考量的证成。在诸多相关考量中,正当性考量是最为重要的证成性考量,而演变解释在特定情形下是否具有正当性,取决于条约当事国是否有意使解释者在此情形下作出此种解释。因此,演变解释的应然性条件可以概括为,解释者应该对条约用语进行演变解释,当且仅当,条约当事国有意使该用语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演变。这样的演变意图应该综合各种解释要素加以探求。这意味着,所探求的演变意图是客观意图,而且所考虑的各种解释要素之间并无位阶。但应注意的是,唯有与条约当事国意图相关的解释要素,才属于适格的解释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