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的闭合结构由传输端与接收端（如计算机的临时缓存）构成。判断作品提供行为的行为效果即公众是否能在互联网获得作品,在于确认公众是否能够在接收端接触作品。公众可在接收端接触作品,必然存在传输端。但不能根据公众能够在接收端接触作品,推出作品提供行为的存在。行为与其结果的因果联系不能混淆于行为规范的适用逻辑。据网络传播结构的基本事实,可知作品提供行为的定性标准类型仅有服务器标准与行为效果标准。实质呈现标准、新用户感知标准、间接提供标准等在判定逻辑上都属于行为效果标准。仅当选择行为效果标准,才能根据行为效果事实的存在推论作品提供行为的存在。可当选择服务器标准时,就无法通过行为效果事实的存在,推定形成传输端的作品提供行为存在。因为所有网络传播技术的应用都必须使公众在接收端接触作品,但不是所有网络传播技术都必须是形成传输端的一阶网络传播技术。选择行为效果标准必然扩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覆盖范围,波及所有网络传播技术的应用行为,是低经济效益的完全保护模式,且缺乏“选择退出”（opt-out）机制,有损部分著作权人的自主权。与行为效果标准相反,服务器标准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精准限制为一阶网络传播技术应用行为,具有保护网络传播技术创新性应用的实效,可以给予著作权人以适当的保护水平。但服务器标准的保护水平具有固定性,在传播技术成本降低的情况下,无法灵活扩大最优版权保护范围。此外,行为效果标准基于Robert Nozick的自我-所有权原则主张完全保护,混淆拥有资源的正当性基础与选择的资源数量和质量的范围两个层面的主张。最大化著作权人选择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的范围的主张不符合公平原则。服务器标准给予著作权人适当保护,既符合公平原则,又肯定著作权人主张拥有资源具有正当性基础。相比行为效果标准,服务器标准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还是一个更为正当的利益平衡方案。在保护模式与正当性基础方面,行为效果标准与服务器标准是相对立的。在实践逻辑上,采取行为效果标准也将使服务器标准成为冗余。定性标准功能相反,对不同定性标准的选择只能是出于相反的规范目的。因此,在司法解释已经确定服务器标准的情况下,无法对《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案）》第10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作出以行为效果标准作为特殊深层链接行为定性标准的扩张解释。新公众标准不是根据网络传播结构的基本事实确定的定性标准。新公众标准在不同情形中的适用,可以分别看作行为效果标准与服务器标准的适用。这种区分仅起到“选择退出”（opt-out）机制的作用,利于扩大著作权人的自主权,所以不需要将新公众标准看作第三类作品提供行为定性标准。大数据分析显示,技术保护措施对特殊深层链接行为缺乏规范实效。而且,存在权利人无法通过技术保护措施避免受到的侵害的特殊深层链接行为类型。禁止规避接触控制措施为著作权人创设了一项权利（Right）,但没有产生接触权。因此,技术保护措施无法规范特殊深层链接行为的特殊情形。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无法规范特殊深层链接行为的特殊情形。通过类推论证可知,不同情形中的特殊深层链接行为的行为特征及其侵害的权益相同,均侵害著作权人的民事利益。而且,特殊深层链接行为客观上降低《著作权法》给予著作权人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传播的适当保护水平。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一般侵权条款认定特殊深层链接行为构成侵权,恢复最优版权保护范围。《民法典》第1165条与合理使用制度的结合可有效弥补服务器标准的固定保护水平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