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影响当前中国法律变迁的三个传统：中国古代法律传统、西方法律传统、革命法律传统，它们各自的正当性原则是什么？这些原则之间的关系如何，哪些方面相同，哪些方面不同？本文试图通过这一问题，讨论中国法律变迁中“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进而探讨中国法律变迁的走向。　　 “中国法律变迁的走向”是法律社会学和法律史学领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无论是最初的“中华法系能否复兴”和“中国法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全盘西化”的对立，还是近来法律“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争论，无不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这些争论的核心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近来虽然有人试图绕过这一对立而对中国法律变迁的走向做出回答，但都不成功。因而，“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是必须面对的。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以文化比较作为分析框架，来对影响中国法律变迁的不同传统进行研究。但这一框架潜在地以西方模式为样板，无助于解决“传统”与“现代”之争。因此，找到一个适当的、中立的比较框架，就成为讨论中国法律变迁问题的当务之急。　　 本文借鉴制度变迁及主观认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认为不同的法律传统都有一套以“何者为正当”为核心的系统观念，这些正当性原则代表着所属法律传统的基本特征。因此，正当性原则可以作为比较不同法律传统的分析框架。　　 这一框架之下，本文以文献分析和比较为主要方法，以各个法律传统的代表性立法文件为主要材料，辅之以典型案例，归纳总结出三个传统在亲属关系、社会关系、财产关系等领域的若干基本正当性原则，进而对这些原则进行比较，以此来参与中国法律变迁走向的讨论。　　 本文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在这一章中，笔者介绍了文章的问题背景，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通过文献回顾，确定本文所要讨论的三个法律传统；并通过回顾以往对这三个传统的研究，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在于，潜在地以西方法律观念和制度为标准，未能找到一个中立与适当的分析框架。本文正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所做的一次尝试。　　 第二章，分析框架，方法与材料。在这一章中，笔者借鉴制度变迁及主观认同等方面的研究，提出“正当性(Rightness)原则”是本文的分析框架与核心概念，并对其做了具体限定。通过对它与法律原则概念的区别，指出本文是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归纳总结出不同法律传统的若干正当性原则，这是用社会学的方法而非规范演绎的法学方法米讨论法律变迁问题。并讨论了它与合法性／正当性(legitimacy)这一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分析框架的普遍性与基础性。接下来，笔者简要介绍了所要讨论的三个法律传统的发展概况，明确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并对使用的材料做出详细的说明。　　 第三章，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正当性原则。在这一章中，笔者详细探讨了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在亲属关系、社会关系和财产关系这三个领域的正当性原则。在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中，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正当性原则都是身份有别，即将社会身份的差别作为法律上对待的基础。只不过在亲属关系中强调尊亲属对卑亲属的“尊卑有别”和亲属身份自身的区别；而在社会关系中强调上下等级之间的“尊卑有别”以及男女之间的“男尊女卑”。在财产关系上，这一传统承认财产私有的正当，并由于财产主体之间关系的不独立，使得财产表现出关系性的特点。进而，本文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家国同构出发，讨论了亲属关系的“尊卑有别”是整个法律传统的基础性原则，它贯通了家、家族及国家领域。并指出，这一原则的本质是服从，它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呈现出“依附性”的特点；并由于人们之间关系的复杂，使得服从的内容并不确定。因而，这一法律传统首要的原则也是不确定的。　　 第四章，西方法律传统的正当性原则。这一章先从社会关系讨论，平等是其首要的正当性原则。它表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排除所有社会身份的干扰，而赋予一切人在法律面前以同等地位。这一原则首先保证的是形式平等，但内含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紧张，正是这一内在矛盾推动着平等原则的发展。亲属关系的正当性原则是亲情原则和平等原则。西方法律传统承认亲属身份上的区别，但平等原则也贯彻到了这一领域，它使得人与人之间，包括亲属和非亲属关系在内，都呈现出独立性这一基本特点。在财产关系中，这一传统承认财产私有的正当，并由于平等原则的影响，派生出自主原则，成为处理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　　 第五章，革命法律传统。由于这一传统自身的特性，这一章不再将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分开讨论，而统一到人身关系之中。这一传统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将财产的公有视为正当，而将财产私有视为一种暂时的、向财产公有过渡的不得已的存在。在财产私有还不得不存在的情况下，这一传统规定了公有财产的优越地位，并通过平均主义、否定人们追求私利来限制私有财产的发展和规模。这一原则甚至主导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根据人们对财产的占有来决定他们在法律上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并且，由于认为财产私有的剥削思想影响至深，每一个人都可能被腐蚀而从“人民”变成“敌人”，这就导致了人们身份的不稳定。同时，由于财产公有的影响，这一传统主张大公无私，兴公灭私。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相冲突时，主张没有个人的私利。因此，这一传统在最大程度上否定了亲属关系与非亲属关系之间的区别。它在人身关系上主张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不分性别、血缘等一切社会身份，而达致一种所有人的实质平等。　　 第六章，结论。在这一部分，首先对三个法律传统在三个领域的正当性原则作了横向比较。指出在亲属关系上，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与西方法律传统都承认亲属关系本身的区别，但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传统突出了尊卑的差别，而西方传统注重平等。革命法律传统则在最大限度上否认了亲属关系的特殊性。在社会关系上，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正当性原则是等级上的“尊卑有别”，而西方法律传统仍然是平等原则。革命法律传统则比西方传统走得更远，它从一开始就主张实质平等。在财产关系上，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与西方法律传统都承认财产私有的正当，并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导了财产关系；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财产具有关系性的特点，而后者的财产关系是独立的。革命法律传统则与这两者根本不同，它主张财产公有的正当。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探讨中国法律变迁的问题上，已经不再适宜从“传统”与“现代”这一角度去思考，而应当尝试从新的角度思考，提出新的问题。本文即是在这一方向上所作的努力与尝试，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