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发展,始终与恐惧相伴随。婴儿从脐带断裂开始,就对世界充满了恐惧。这种“始发纽带”断裂带来的恐惧,将贯穿个体成长的进程。并且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将会不断产生新的恐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就是与恐惧作战的历程。关于人类恐惧的由来,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原因来分析。外部的恐惧主要来自于“空间”和“时间”的未知,而内部的恐惧主要是由人类“生理”和“心理”的弱点导致的。恐惧的因素早已深深埋藏在人性及其生活的世界中。不分宗教、地区、种族、性别、时代等,没有人能摆脱恐惧的困扰。所不同的是,恐惧在不同的人身上和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表现。而当这些恐惧由当时最睿智的思想家,经过深刻的哲学思辨形成系统的恐惧观时,将会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力量。在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中,最早对恐惧进行深刻论述的非霍布斯莫属。在霍布斯看来,正是由于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对暴力死亡的恐惧中。所以人们在理性的趋使下,出于自我保存的需要,将所有权力都授予主权者,“利维坦”就随之诞生了。在他看来主权者必须足够强大,否则就无法抵御恐惧的威胁。他认为,人类建立国家的原因,就是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中的死亡恐惧。因此,对霍布斯恐惧概念的解读,也就成了我们理解其政治哲学的关键。但由于受到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霍布斯的恐惧观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首先由于他对战乱的恐惧,导致他迫切渴望和平。他认为要想保卫和平,必须使主权者拥有无限的权力,否则和平就难以维继。这就导致了,他的理论容易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其次由于霍布斯的恐惧观是为其国家起源理论服务的,所以他缺乏对国家产生后的政治恐惧和社会恐惧的论述。最后,由于霍布斯过分强调死亡恐惧,导致其理论在面临自杀问题时出现了矛盾。后世的思想家在其基础上,结合自己时代的特点,发展了霍布斯的恐惧观。从而使得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恐惧观经历了从霍布斯的原始恐惧,到政治恐惧,再到社会恐惧的历程。对于政治恐惧的论述,我主要以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为例,分别论述了他们对极权专制和多数暴政的恐惧。而对于社会恐惧,我以弗洛姆和鲍曼为例,分别论述了他们对自由和现代性的恐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恐惧之间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它们往往是共存于同一时代的,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其恐惧的侧重点不同。在现代国家产生前,人们的恐惧主要以原始恐惧为主。在现代国家产生后相当一段时期,恐惧的类型则集中表现为政治恐惧。而在当代社会,我们正处于社会恐惧的阶段,“风险社会”和“全球化”加剧了我们的恐惧。“现代性”的滋长带来了焦虑的蔓延,导致现代人大多生活于一种虚无的境况中。在工具理性和科学技术主导的时代,人自身的价值被忽略,这带给现代人一种极大的恐惧。为了逃避这种恐惧,他们试图通过彻底地纵欲或者禁欲来缓解内心的虚无。但不幸的是这些方法带来的只是暂时地安宁,当激情褪去,恐惧又会重新袭来。这种个体摆脱恐惧的尝试,之所以难以成功就在于他所生活的环境没变。人作为社会的动物,生活在社会之中,必然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缓解这种恐惧,需要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努力。只有通过重新寻回“自我”和营造一个“健全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缓解社会带来的恐惧。对于缓解现代人焦虑的手段,我以为应该从价值的重构入手。它主要包括:重新发现自我、重新认识平等、重建积极自由和重回爱的怀抱四个方面。在当代社会,能否缓解这一恐惧,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存续,更关系到我们人类的幸福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