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规制中的环境标准，其核心功能是决定可接受环境风险的范围和水平，同时界定出国家规制介入的时点。但是可接受风险水平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意味着某种权衡。环境标准的制定在“聆听科学”的同时，也隐含着复杂的价值判断和政策考量，这一“跨科学”属性决定了法律应当对于环境标准的制定进行审慎和妥善的制度安排，通过设置相应的实体和程序规则，确保环境标准的理性与合法性。　　本文以“风险规制中的环境标准制定”为题，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和规制国理念出发，以风险规制的视角来看待环境标准。作为环境风险规制的手段和方式之一，环境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可接受风险水平的界定以及国家规制的开始，这也对应着作为规制目标的环境质量标准和作为行为界限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从环境风险到环境标准的量化过程则可以依照风险规制体系的构成划分为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过程。　　第二章主要考察了环境标准制定中的风险评估过程。通过对环境标准制定中风险评估四个步骤的审视，可以发现科学在环境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和寻求科学建议中固有的复杂性，使得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即使是原本被认为由科学主导的风险评估过程也充满了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空间。基于科学的有限角色和对专家中立性的质疑，同行评审常被用作增强环境标准科学基础的手段。但是同行评审却可能面临着更复杂的信息和更广泛的利益冲突，以及被行政机关利用和操纵的危险。　　第三章是对环境标准制定中的风险管理过程的分析与反思。立法可以对风险管理的规则提供实体上的限制。然而，无论是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还是一系列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限定，都难以为环境标准的制定提供明确的依据。在风险管理的三个进路当中，基于风险的标准表面上的正当性却可能掩盖实际上的成本考虑;基于技术的标准则可能脱离环境风险的考量并更有利于产业的利益;成本—　　收益进路虽然从表面上提供了简单和明确的制定依据，但困难的是量化成本和收益，并且可能存在环境正义与平等保护问题。环境标准制定中的风险管理始终很难满足明确、统一、透明的要求。　　第四章首先分析和总结了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公众和专家之间存在的风险认知差异和价值冲突，以及由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力的欠缺，几乎没有适当的机制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合理和前后一致解释的现状。这种现状引发了公众的信任危机和环境标准制定的合法性危机。风险沟通作为风险分析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贯穿于风险规制的全过程，促成更多事实、信息和价值的融合。这将有助于多元主体通过协商与对话就环境标准的制定达成共识。针对环境标准制定的特殊性，共识会议因其外行公众的参与、多元的专家以及面对面的风险沟通等优势，可以为风险沟通模式的选择提供有益参考。　　第五章则立足于我国环境标准制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试图为完善我国环境标准制定的法律框架提供有益的思路。我国环境标准制定的现状表现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双重缺失。针对这种现状，不仅需要从立法上确立规制目标，从实体上明确风险管理应当考虑的要素和需要遵循的规则，更需要细化相关的程序设计，包括建立风险评估程序、完善信息公开、增强对科学和政策的区分与说理，以及引入协商和对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