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催生出一大波现代性产业,互联网、文化等新产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流动机会,使得原先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松动以至于不断分化。在社会阶层分化与重组的过程中,中产阶层悄然崛起并不断壮大,以致于在很多方面都与其他阶层形成了明显的分化。由于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发展的高度相关性,本研究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相互关联的背景下,考察了中产阶层的政治价值取向及其发展趋势,探讨了中产阶层政治态度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与制约作用。本研究主要考察了三组研究问题:第一,中产阶层的基本特征:考察从收入水平、职业分类和教育资本三个维度来建构的中产阶层群体在消费模式、生活休闲方式和主观阶层认同等方面的特质。第二,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分析中产阶层在政治信任、社会冲突认知、政治效能感和社会公平感等几个政治态度测量维度上的表现及其内部差异,并探讨政治态度各要素的影响因素。第三,中产阶层政治态度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分析各阶层的政治参与状况并探讨政治态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本研究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围绕以上三组研究问题展开分析。在中产阶层的特征和主观阶层认同方面,研究发现:第一,在现阶段,虽然以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三个指标综合划分的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他们已经在生活休闲方式和消费模式上表现出明显的阶层特征。第二,客观经济地位确实是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构成因素,核心中产阶层群体自我认同在中层及以上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群体。第三,现阶段中产阶层的主观认同有向下倾斜的趋势,各类型中产的自我认同普遍偏低。第四,不同中产阶层类型群体,其主观阶层认同的分歧较大,收入中产的主观阶层认同相对较高。在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方面,研究发现:第一,与其他阶层相比,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表现为更高的政治效能感(无论是外在效能感还是内在效能感)、更高的民间组织信任程度,以及更低的政府机构信任水平、更强烈的社会冲突意识和更低的社会公平感:中产阶层已经初具“批判性公民”的特征。当然,政治态度的差异在中产阶层内部也相当明显,教育中产阶层的批判性更加突出。第二,社会经济地位和日常生活经历都与政治态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但日常生活经历的影响作用更大。第三,政治态度虽然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但各要素的影响因素却是千差万别。第四,生活经历各个变量是政治态度的重要预测变量,即便其影响相当复杂,但对政治态度各要素都有较大的解释作用。在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方面,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在政治参与的所有活动中,社会成员的参与程度都比较低,选举投票仍然是社会成员的最主要参与途径。第二,政治参与的阶层差异体现在各种参与形式中。中产阶层在政治参与三种形式中的参与水平差异表明,“弱政治参与”倾向或者说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和疏离仅仅表现在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有限参与中;该阶层更倾向于参与主动性较强、能更多地反映其真实心态的活动,他们也会利用各种渠道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诉求;同时他们也是理性的,不愿意冒着政治风险或者其它风险去挑战政府权威。第三,在中产阶层内部,政治参与的显著性差异仅仅体现在基层参与方面,收入中产阶层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职业中产阶层和教育中产阶层。由职业地位、收入水平和教育资本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同中产阶层类型群体其政治参与形式具有明显区别。第四,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参与形式的影响因素千差万别,但政治态度对政治参与行为的显著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高度相关。总而言之,本研究将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置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相互关系中,分析了中产阶层的政治价值取向及其发展趋势,探讨了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根据研究结论,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不争的社会事实,但中国并没有进入所谓的“中产阶层社会”。无论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合理分配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转型或意识形态方面,中产阶层的成长都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在中国社会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期间仍存在着很多变数和可能性。不过在民主化建设进程中,培育大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和积极的参与态度、拓展制度化参与渠道、完善政治诉求表达机制将成为政治文明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