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城市“夹心层”开始滋生和蔓延,中低收入群体对住房需求日益增加,保障性住房成为各级政府解决居住这一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从而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然而,保障性住房政策深入推进过程中,政府主体责任不明确、政策措施不配套、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出现,尤其是政策设计目标与实践结果之间存在非一致性。而政策工具的合理性选择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研究中关于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演变与政策绩效评价已有较多成果,但从住房政策工具视角作为连接保障性住房政策主体与政策内容的研究还较为欠缺,本文基于此思路展开了问题导向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994-2019年间发布的97项保障性住房政策,首先利用Note Express系统收集整理住房政策评价的国内外文献。其次,选择文本挖掘法、文献分析法、定量分析方法等作为本研究的量化分析工具。同时,定义保障性住房、公共政策和政策工具等概念。利用政策主体的主导性、政策工具的沟通性和政策内容的输出性,建立了“主体-工具-内容”的政策分析框架。在政策主体维度,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政策主体类别及分布特征,利用社会网络图谱构建政策颁布主体与参与主体的共线关系。在政策工具维度,将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以图表方式呈现,对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有直观认识。在政策内容维度,构建PMC评价模型,建立由10个1级指标50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PMC曲面得到政策内容评价的可视化结果,从而对政策内容的缺失指标进行完善。同时,对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内容进行交互分析,分别建立政策主体与政策工具、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的二维分析图,在此互动基础上,深入了解保障性住房政策主体与政策工具的合作程度及政策内容与政策工具的匹配程度。通过研究,从政策主体发文层面看,政策主体划分成三种不同层次,以具有综合性指导意义的国家层面政策主体为第一个类别,第二个类别是国家各部委及其管理的国家局独立发文,第三个类别是国家各部委及其管理的国家局联合发文。政策主体组成则包括26个政策颁布主体和52个政策参与主体,颁布主体以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和各部委为主,参与主体则规模较大,扩展到各部委的下属职能部门。政策主体间合作程度较低,不同时期政策颁布主体与政策参与主体呈现出辐射—扩散—紧密的特征。在保障性住房政策发展的三个时期中,发展和推进阶段政策工具使用量最大,且以环境型为主。政策工具应在时代发展过程中,赋予新的内涵,并结合中低收入群体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特征。从政策内容评估维度上看,评价的10项保障性住房政策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政策P1、P2、P4、P5、P9和P10为优秀级别,其余为可接受水平;10项政策的PMC指数在政策目标、政策功能、政策时效、政策领域的得分较高,而在政策性质、保障激励、政策指向、政策客体的得分偏低,需在PMC指数较低的指标和变量上进行修正和完善。最后,分别对政策主体和政策工具、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进行二维分析。第一类别政策工具使用量大于第三类别大于第二类别,政策主体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较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最高,应加大在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政策内容与政策工具的二维分析表现出二者之间的不匹配程度较高,关注政策内容的多样性和政策工具的选择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和落地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