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制建设的完结,与此正相反的是,以有着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为例,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完善更是集中体现了我国日益重视的人权保障。口供作为重要的证据之一,它的相关界定规则和排除规则应当是最完善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人意。由于口供本身具有反复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对于侦查机关而言,取得有效口供具有一定难度,口供作为重要的证据资源,是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所犯罪行相关内容的第一手资料,能够利用好和收集好口供对与案件侦破来说,意义非凡。所以对于非法口供的界定是我们不可逃避的首要问题。从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来看,非法证据排除相关规则较为完善,但是对于如何认定非法口供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根据当前的法律规定,在确定某个口供是否为非法口供时,采取的是与刑讯逼供这一行为作比较,达到与刑讯逼供程度相当的前提下,该证据才会被判定为非法口供。刑讯逼供固然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但我们也该认识到,这不一定是非法口供界定的唯一标准。本文通过研究非法口供的外延和内涵,同时分析非法口供界定标准的变化,横向上与其他法系非法口供界定标准相互比较,最终得出对我国的非法口供界定标准,不仅有具体分析何种口供应该界定为非法口供,也有参照国外沉默权等设置我国的相关权利,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分别对非法口供进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