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大凡有识之士都能认识到：“治国必先治吏”，“治民必先治官”，“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创建共和制国家的时候曾经深切的说过“一个国家除了官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呢？”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民主政治深入民心的历史进步，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工作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这些工作取得了许多突出性的成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新的福祉。但同时，官员的腐败问题却正在以各种新的形式出现，形势愈演愈烈。许多政府官员，特别是一些国家高级官员的形象危机问题和腐败犯罪问题正在成为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极大阻碍。官员治理问题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当前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迫在眉睫，反腐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仍需继续。中国古代“吏治”作为古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制度与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其中存在许多消极的方面，但是古代吏治建设中的许多廉政主张、肃贪措施与法律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发展。它的成功之处在今天仍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和借鉴价值。因此，如何在现代法治建设中利用中国古代“吏治”中的积极因素，以消解现代廉政法制建设过程中的阻碍，从中寻求一条充分适合中国本土资源的现代法治之路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将从三个大的方面对中国古代吏治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力图为当前我国廉政法制建设与反腐工作提供新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源。首先，通过对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历史时期的典型和成功的“吏治”实践过程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了解、重点分析每个历史阶段优秀的统治者依据国情、民情制定的重要吏治制度、措施及律法或者有关吏治的政治主张，挖掘它其中的精华部分。从夏商周到秦汉到隋唐再到宋元明清时期，它的存在和发展从未间断过。例如，它其中的官吏选拔任用制度、考课管理制度、监察监督制度、惩贪立法以及对官员的教育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自身独特与成功的地方，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取其糟粕，取其精华。其次，通过对中国古代吏治历史的剖析与认识，明确的得出中国古代吏治的成功与失败、得与失之处，以至于我们在借古今用之时能够进行深刻的反思。再次，在明确中国古代吏治成败与得失的基础上，引导出中国古代吏治实践对当前我国廉政法制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工作带来的巨大启示。通过给予的启示，我们可以清醒的认识我们当前所处的客观环境，所做的中心工作，所迷失的地方，所欠缺的东西，以便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定方向、找对方法，为人民办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