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浪漫主义滥觞于英、德，继而借助法国大革命成为席卷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大潮。它要求冲破古典主义用理性压抑人性，个体服从群体的束缚，将人类从“抽象化”和“理念化”的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主张恢复人的精神自由，抒发情感，歌颂人性。19世纪下半叶，浪漫主义传入日本，其反传统，反古典，提倡个人感情的文化思潮，为当时大多日本文人所接受。同时，日本的浪漫主义影响了中国的一大批留日青年，促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形成。虽然都是对欧洲浪漫主义的接受，由于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性、两国当时所处具体国情的不同、译介者对于不同文本的选择等各种因素，造成了中日两国在浪漫主义接受中的过滤与误读，形成了各自本土化的浪漫主义。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两种本土化的浪漫主义的相似性与变异之处。一、圆融与寂灭——中日浪漫主义诗歌对自我的追寻。本章重点介绍浪漫主义作为反传统，反古典，追求个性张扬和肆意表现自我的这一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潮，在中日两国的影响：两者都发扬了浪漫主义对于自我个性的张扬，但由于中国在儒道思想影响下，虽然主张解放自我，却依然注重人与社会的圆融；而日本在物哀与幽玄的审美追求下，其浪漫主义得不到伸展的时候，偏向于人生的寂灭。二、灵与肉——中日浪漫主义诗歌对情爱追逐。本章着重介绍中日浪漫主义诗歌中对情爱的不同描述。对于情爱的描述是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但出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礼教传统，中国浪漫主义作品中虽有此类描述，却也只是“婉而成章”的浅尝辄止。而日本民族传统上就对性爱持开放的态度，因此，在描写情爱的浪漫主义诗歌中也尽情展现了情欲的极致。三、生死之间——中日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生命意识。中国的浪漫主义诗歌对生命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刻画中国人在面临苦难时的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时，诗人表达出强烈的反抗精神，渴望建立新的秩序。日本的浪漫主义诗歌对生命的描写则主要是在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无常上来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