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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足于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组织行为，深入分析中央、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在推进国家环保法律执行的权力关系及其结构，从政府运作过程的视角揭示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并解释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对基层环保执法的塑造。
从现实经验看来，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前提是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确实存在并通过有效途径把信号传递到县级环保执法部门。乡村企业污染总是发生在一定场域中，特定场域中的社会主体对污染认知和感受的差异化会影响环境利益的表达。村庄中不同农民认知观念、价值以及利益取向的差异化弱化了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直接影响了村庄社会的环境利益表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农民的弱组织性影响到国家执法力量的介入方式和强度。只有当农民组织起来反映自己所受的损害并释放出环境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国家执法力量介入的力度才会加大。
然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乡村企业排污行为是否构成环境违法行为还依赖于国家的权威技术认定。国家在认定乡村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时，污染认定的科技理性与村庄生活理性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农民与企业发生环境利益冲突，县级环保部门及乡镇政府对污染的界定存在权威支配、话语支配以及信息支配，农民基于生活理性对污染的认知话语常常被边缘化，这为乡镇政府和县级环保部门调解企业和农民的环境纠纷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与企业、乡镇政府以及县级环保部门数次利益博弈之后，农民渐渐陷入了“补偿陷阱”，象征性污染补偿逐步代替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监管。
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与乡镇政府本身处于地方条块关系中。县级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决定了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法律执行的立场和态度。受制于地方条块权力结构以及政商关系，具有执法权的县级环保部门并不会严格执法而是选择“以罚代管”策略，让法律不完全执行。“以罚代管”既协调了县领导与乡村企业的政商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县级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然而，“以罚代管”并没有治理污染问题，反而使得乡村企业排污行为具有了正当性。
尽管部分农民不断上访，但根据信访属地管理原则，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最终还是要乡镇政府进行处理。由此，在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时，没有执法权的乡镇政府必须协调好乡村企业和村庄农民的利益冲突关系。而受制于县级政府发展和稳定的双重考核机制、基层社会的权力—利益关系网以及自身治理资源的欠缺，乡镇政府往往会选择一种模糊性治理策略来对待污染问题。乡镇政府模糊化处理乡村企业和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实际上掩盖了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的环境监管责任。
由于县级政府要维护乡村企业的利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再加上基层社会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所以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未能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真正重视乡村企业污染问题的治理，这导致国家环保法律实施始终处于“悬浮”状态，也即，地方条块环保履职实践存在执法目标偏离。与此同时，受污染影响的农民群体也遭遇了环境利益诉求表达上的挫败感。
环保督察是一种在党政体制结构内推动环保法律执行的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各种方式传导政治压力让地方党委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地方党委政府也会成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应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环境问题。县级党委政府在感知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之后，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高度重视，整合相关环境执法部门和乡镇政府的力量开展联合执法，通过责任倒逼机制落实到每个执法者，此时基层环保执法力度加大。这就改变了以往法律执行的“悬浮”状态，使得国家法律渗透到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实践中。
通过环保督察解决了一些底层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但受制于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央难以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果，中央环保督察难以倒逼地方对环境问题的整体性治理。因此，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只是得到中央的适度矫正。
当中央的力量介入地方条块履职实践，此时条块关系中的央地关系能够充分发挥党政体制的政治整合功能。从法律执行角度看，当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很大时，中央能够通过政治整合的方式，把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整合，打破国家环保法律在地方执行中梗阻，推动国家环保法律向基层社会渗透，同时对执法过程的利益冲突进行整合，让执法目标偏离得到适度矫正。但是，这种矫正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动态中与执法偏离形成多次互动和博弈关系，并在偏离中寻适度。
纵观基层环保执法的过程可以看到，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难以有效吸纳到常规环保执法的政府决策和执行中。当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无法得到地方政府有效吸纳和整合，导致执法目标偏离过大影响到中央的政治权威时，中央能够在既定的体制结构内创新系列制度推动环保法律执行。中央通过环保督察的形式创建了中央与基层群众的制度化联系，并通过政治压力传导重新激活了地方政府启动新一轮意见表达、政府决策以及政府执行的政府过程，从而让基层社会的环境利益能够被吸纳到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中。由此，以党政关系为基本的条块关系时刻存在弹性，这种富有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塑造着基层环保执法实践，并在实践中呈现波动性。
从现实经验看来，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前提是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确实存在并通过有效途径把信号传递到县级环保执法部门。乡村企业污染总是发生在一定场域中，特定场域中的社会主体对污染认知和感受的差异化会影响环境利益的表达。村庄中不同农民认知观念、价值以及利益取向的差异化弱化了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直接影响了村庄社会的环境利益表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农民的弱组织性影响到国家执法力量的介入方式和强度。只有当农民组织起来反映自己所受的损害并释放出环境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国家执法力量介入的力度才会加大。
然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乡村企业排污行为是否构成环境违法行为还依赖于国家的权威技术认定。国家在认定乡村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时，污染认定的科技理性与村庄生活理性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农民与企业发生环境利益冲突，县级环保部门及乡镇政府对污染的界定存在权威支配、话语支配以及信息支配，农民基于生活理性对污染的认知话语常常被边缘化，这为乡镇政府和县级环保部门调解企业和农民的环境纠纷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与企业、乡镇政府以及县级环保部门数次利益博弈之后，农民渐渐陷入了“补偿陷阱”，象征性污染补偿逐步代替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监管。
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与乡镇政府本身处于地方条块关系中。县级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决定了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法律执行的立场和态度。受制于地方条块权力结构以及政商关系，具有执法权的县级环保部门并不会严格执法而是选择“以罚代管”策略，让法律不完全执行。“以罚代管”既协调了县领导与乡村企业的政商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县级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然而，“以罚代管”并没有治理污染问题，反而使得乡村企业排污行为具有了正当性。
尽管部分农民不断上访，但根据信访属地管理原则，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最终还是要乡镇政府进行处理。由此，在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时，没有执法权的乡镇政府必须协调好乡村企业和村庄农民的利益冲突关系。而受制于县级政府发展和稳定的双重考核机制、基层社会的权力—利益关系网以及自身治理资源的欠缺，乡镇政府往往会选择一种模糊性治理策略来对待污染问题。乡镇政府模糊化处理乡村企业和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实际上掩盖了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的环境监管责任。
由于县级政府要维护乡村企业的利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再加上基层社会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所以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未能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真正重视乡村企业污染问题的治理，这导致国家环保法律实施始终处于“悬浮”状态，也即，地方条块环保履职实践存在执法目标偏离。与此同时，受污染影响的农民群体也遭遇了环境利益诉求表达上的挫败感。
环保督察是一种在党政体制结构内推动环保法律执行的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各种方式传导政治压力让地方党委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地方党委政府也会成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应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环境问题。县级党委政府在感知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之后，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高度重视，整合相关环境执法部门和乡镇政府的力量开展联合执法，通过责任倒逼机制落实到每个执法者，此时基层环保执法力度加大。这就改变了以往法律执行的“悬浮”状态，使得国家法律渗透到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实践中。
通过环保督察解决了一些底层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但受制于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央难以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果，中央环保督察难以倒逼地方对环境问题的整体性治理。因此，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只是得到中央的适度矫正。
当中央的力量介入地方条块履职实践，此时条块关系中的央地关系能够充分发挥党政体制的政治整合功能。从法律执行角度看，当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很大时，中央能够通过政治整合的方式，把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整合，打破国家环保法律在地方执行中梗阻，推动国家环保法律向基层社会渗透，同时对执法过程的利益冲突进行整合，让执法目标偏离得到适度矫正。但是，这种矫正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动态中与执法偏离形成多次互动和博弈关系，并在偏离中寻适度。
纵观基层环保执法的过程可以看到，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难以有效吸纳到常规环保执法的政府决策和执行中。当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无法得到地方政府有效吸纳和整合，导致执法目标偏离过大影响到中央的政治权威时，中央能够在既定的体制结构内创新系列制度推动环保法律执行。中央通过环保督察的形式创建了中央与基层群众的制度化联系，并通过政治压力传导重新激活了地方政府启动新一轮意见表达、政府决策以及政府执行的政府过程，从而让基层社会的环境利益能够被吸纳到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中。由此，以党政关系为基本的条块关系时刻存在弹性，这种富有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塑造着基层环保执法实践，并在实践中呈现波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