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讨王蒙的文学动机：即分析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并支撑他在沉默二十多年之后持续不断的大量创作的内在动机是什么?这种动机的存在又怎样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以及人生价值选择?第一章想要通过考察既往的王蒙研究,来探讨王蒙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声名是如何造成的,关于他的创作又有怎样的批评,评论者在对其成就与限度的指认中又安放了怎样的文学理想与学术期待,王蒙及其作品在这样的研究中获得了什么、失落了什么。首先着重回顾了1950年代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如何因为参与配合了一场由主流文学界推动的潮流而一举成名；又梳理了《夜的眼》等6篇探索实验小说出现后,评论界和作家本人怎样通过“妥协的斗争”这一方式,为挑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模式的文学新潮打开缺口,从而使作家被文学史永远地铭记；另外还以孟悦等为例,揭示出学术生产为满足自身的需要如何使一位作家收获意外的文学声名。接着回顾了对王蒙创作局限性的探讨,这一讨论经历了一个从稳固风格和单一情怀所带来的局限,到政治文化立场上的限制,再到精神人格层面的缺陷,这样一个不断递进上升的过程。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看到,这两类讨论都不是以真正了解王蒙是谁、以及他的作品到底怎么样为旨归的,而本文恰恰是从这里开始,来探讨王蒙的文学动机。第二章讨论王蒙的一个主要文学动机——“主人翁”意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分别从这一意识相辅相成的两种表现——优越感和焦虑感一一来探讨。首先梳理了“优越感”在王蒙不同的人生阶段,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处境所导致的不同表现方式,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形态：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贯穿着一个明显的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叙述模式,通过文学的虚构方式完成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想象性介入；新时期以后则放弃了这种文学干预生活的立场,表现出一种洞穿一切的超离姿态,扮演一个历史的解剖者、现实的评判者与经验教训的提供者角色,这同样是一种优越感的显示。其次讨论这一意识的另一面,渴望永远引导、参与社会主潮,对脱离集体、脱离时代的“焦虑感”。正是这种“焦虑感”导致了王蒙在时代转变之际走向文学,在政治命运困厄之际走向边疆以及最后依附主流的人生价值选择,也同时导致了他文学上不断探索、不断翻新,抗拒风格化的创作倾向。第三章讨论王蒙的一条动机暗线——亵渎神圣与戏谑崇高的冲动—一的发展变化过程,及其在文学上的相应表现。随着王蒙亵渎与戏谑的冲动同它的压抑禁锢力量——革命意识形态效力以及对革命强大威慑力的畏惧感——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在文学上有不同的表现：青年时期,通过一些局部的幽默讽刺打破小说中整体的革命崇高感与神圣性；中年时期,则是以转移幽默讽刺对象的方式——即以革命以外的人和事作为对象——为这条意识暗流寻找出口；老年则公开打出“躲避崇高”的旗帜,戏谑革命的崇高感,但是这种戏谑并非真正的叛离革命,只是“顽童”式的恶作剧。综上所述,王蒙文学的主要动机是一种交织着优越感与焦虑感的“主人翁”意识,它决定了王蒙文学创作的主要形态并影响了他的人生价值选择；另外在王蒙的创作中还有一条被压抑的动机暗线,即一种戏谑革命崇高感的冲动,造成了王蒙创作中的幽默讽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