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十几万的国有企业，其中三分之一都在亏损，且亏损的越来越多。2003年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民营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3%，民营企业的ROE略高于国有企业，但是到了2007年国有企业的ROE为15%，而民营企业的ROE却上升到了23%，近几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业绩指标差距越来越大。如何使国有企业焕然一新、充满活力及竞争力，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考验，发挥更大的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了国有经济发展的焦点，政府开始试图放弃国有资产的控制权来达到目的。现有的两大主流观点认为：一是国有企业民营化附有很强财政动机，政府为了增加自身的财政收入；二是经济动机，政府放弃国有企业产权不是为了获得财政收入，而是为了将国有企业送入市场，参与竞争，提高国有企业的业绩。与以往国有企业改革不同的是，随着近些年来制度的变迁、市场化机制的推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将会考虑的更多，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动机产生了一些新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在实施民营化时必然考虑到当地的就业情形、失业率、社会稳定性、经济状况等种种因素，可能先从小型国有企业入手，所以规模较小、员工较少的国有企业将更可能被实施民营化，相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带给当地的影响较小。如果当地的政府财政吃紧，要想早日摆脱地方经济的不景气，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往往选择最无效率的企业加以民营化，因为将业绩较差、经营亏损的国有企业抛向市场，既能减少财政补贴，又能提高企业业绩，这遵循了效率理论的逻辑：效率差异→并购行为→提高个体效率→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率。但政府的初衷可能不能达到，本文认为控制权的转移导致了新的代理问题，新的企业管理者与新的民营控股股东之间存在着潜在利益冲突，缺乏政府的监督，新的民营大股东面对政府推销出来的低效率企业，尽量降低投资风险，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收回股权投资成本，所以在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的目标下，新的民营大股东有掏空的动机。所以，民营化并不能引起国有企业业绩的提升。针对上述的简单分析，本文依据2003—2010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实施民营化的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财政动机不显著，经济动机显著。地区的财政水平与是否民营化没有显著关系，政府更倾向于对业绩与生产效率较差的企业实施民营化；（2）政府在选择民营化时，更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小、员工较少的国有企业；（3）失业问题不再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实施民营化的顾虑；这与王红领（2001）等人的研究结论不同；（4）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更不容易被民营化，这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息息相关；（5）国有企业民营化后的绩效整体较差。政府为了改善国有企业业绩而放弃控制权，但民营化后的效果却差强人意，代理问题更加严重，劳动效率未见提高，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公司的董事会，所以完善董事会制度并发挥有力的功能将决定着公司治理好坏；加强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发挥专业的独立判断，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尤其应该关注中小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强化监事会监督职能，扩大监事会在公司中的职权，明确监事会的监督责任，提高监事会人员综合素质及监督水平。（2）政府加强民营化后企业的监管。有利的公司监管能够降低经理人私人所得，提高公司的收益。（3）适度分散股权。政府在实施民营化时若能将全部股权分散到多个非政府个体，实现股权多元化，形成有效的股权制衡，可以降低大股东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4）培育劳动力市场，加速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当地劳动力需求，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展职业培训工作，提高当地人员职业技术水平，开办中介服务机构，有效引导当地劳动力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