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早期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农村宅基地权利结构包含集体所有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即“两权”分离之格局。“两权分离”之宅基地权利配置无论是基本理论研究还是社会实践改革都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进城务工人数逐年激增,农村人口流失比重不断扩大。城市化率发生可喜变化的同时也使得农村宅基地闲置率大幅提高,土地资源浪费现象加剧。在宅基地“两权分离”政策下,宅基地使用权禁止自由流转,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允许参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进而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权能的有效发挥,阻碍宅基地改革的发展。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2018中央一号文件”)对宅基地“三权分置”权利构造予以肯定,打破“两权分离”的拘束,实现所有权、资格权以及使用权分置之新“三权”。分离后的使用权承担经济职能,保障宅基地的自由流转。而农户资格权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新生权利,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此概念的定义。宅基地“三权分置”之农户资格权,与原有宅基地使用权有何不同,存在哪些问题,就成为当前颇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阐述“两权分离”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所面临的实际困境,凸显宅基地“三权分置”中农户资格权的政策优势,肯定农户资格权的价值所在。其丰富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实现方式,切实保障集体成员的居住权,为宅基地使用权的适度放活奠定基础。作为新型权利类型,农户资格权尚未进行权利性质准确定位,这就给学术界留下广泛讨论空间,目前主要存在“用益物权说”“剩余权说”“成员权说”三大观点。通过对理论知识的分析,整理地方性文件,将农户资格权定性为“用益物权”“剩余权”存在相应的不足和缺陷,应当将农户资格权认定为“成员权”,既符合理论基础又符合实践理性。同时,通过地方性实践考察,列举宅基地改革试点地区,特别是宅基地实施“三权分置”政策的“浙江义乌”“北京大兴”“重庆大足”三个典型区,发现农户资格权还存在主体是“户”还是“集体成员”认定不统一,权利内容不健全,登记制度、行使制度以及救济制度缺失等问题。基于此,建议完善农户资格权主体制度,明确农户资格权的主体是集体成员,以“户籍+”的形式对集体成员的身份予以认定;建立健全农户资格权的权利内容,从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进行归类;明确农户资格权登记的具体内容,避免登记混乱;健全农户资格权的行使制度,明确行使的主要内容;针对农户资格权救济制度方面,明确农户资格权救济内容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