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作为道教的传承者和弘扬者,不只生活在道观之内,还与社会各界有所交往。唐前期是一个崇道的时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使道士获得了特殊的崇高地位和政治优势。在此背景下,道士与统治者、士大夫、僧人、百姓的交往较前代有所增加。唐前期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比较友好,高祖、太宗、高宗、玄宗都曾明确发布尊崇道教的政策,扶植道教发展,提高道士地位。参政议政、炼丹养生、修德祈福是道士与统治者交往最重要的形式。一方面,道士凭借占卜、预知、巫术等神异之能,积极参与到唐前期频繁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之中,为统治者建策献力,尽力展现道教对政权统治有利的一面,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前期的政局。道士还通过顾问或谏议的方式,与统治者探讨治国理政,促进以道治国的实践与发展。另一方面,统治者为却病延年,或妄图长生不死,多向道士“求仙访药”,道士积极炼丹采药,传授养生道术以尽心侍奉,获得帝王的礼遇和恩赐,为道教的发展争取皇权支持。同时,道士还通过抄写道经、建造神像、斋醮科仪等道教活动,为统治者积修功德、祈福禳灾。道士与士大夫的交往以友好交往为主。在文化方面,道士给予士大夫宗教关怀,为其占卜未来命运与仕途;士大夫则给予道士文化回馈,为其撰书碑铭,赋诗作文。在政治方面,道士襄助文人举子和底层官员的入仕升迁,士大夫举荐道士帮其谋得政治发展机遇。文士多以高道为师,百官常以道士为门徒,士道的密切交往关系亦引起政权的畏忌与限制。士大夫在处理涉及道士的案件时,基本不会表现出特殊态度、给予道士特权,反而一些士大夫对道教和道士持批判鄙夷看法,这是士道交往的不和谐一面。道士与僧人的交往既有斗争又有交融。冲突斗争是唐前期道士与僧人交往的主线,不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道僧常进行激烈的论辩与斗法,日常生活中也多攻击、贬抑对方,在这些斗争中,道士从崇道政策中获得一定优势与益处。但二者仍间有友好往来与交流,道士与僧人彼此认同赞赏,互相学习帮助,和睦友善共处,缓和了唐前期佛道相争的紧张氛围,促进佛道二教的交汇融合。道士与百姓的交往以道士为百姓驱邪缚魅和行医施药为主,这两方面是道士在民间传教的重要方式,也是道士承担的主要社会功能。道士在民间亦有一些恶行,损害道士社会形象,激起百姓不满与批判,给道教在民间的传播带来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