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试图探究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在于“作品说了什么（故事内容的要素）”，而在于“作品怎样说（铺叙故事的形式要素）”。从本质而言，叙事并非故事的一种静态呈现和反映过程，而是故事的讲述者通过故事文本而与故事的接受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动态的双向交流过程。必须依赖某种媒介作为载体，借助某些叙事技巧，才能实现故事的叙述和传播这一叙事目的及其叙事效果。因此单就戏剧范畴来讲，叙事技巧作为铺叙故事的形式因素，对于戏剧艺术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迄今虽有某些学者对叙事技巧予以关注，但多限于对个别作家作品的零散化探究，针对中国古典戏剧叙事技巧进行的专题性研究尚为缺乏。不仅如此，尽管古今中外的叙事文学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与表现形式，但许多叙事技巧却是相通的。中西方戏剧艺术之间在叙事技巧方面概莫例外地具有一定相通性。因此以西方戏剧艺术为参照探究中国戏剧艺术，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有鉴于此，本论文尝试借鉴、吸纳叙事学有关理论与当前戏剧叙事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遴选以元杂剧、明清传奇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戏剧，和与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及莫里哀戏剧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戏剧，作为研究范畴与具体对象，从停叙、道具、戏中戏、幕后戏、发现与突转、巧合与误会、预叙与延宕七个论题切入，从以西方古典戏剧为横向参照坐标的视点出发，就中国古典戏剧叙事技巧问题展开专题性探究。　　 无论哪一位戏剧家编创写戏剧，总是无法离开对一个或多个故事的演述。叙事对于戏剧何其重要，而承载并完成这一叙事重任的主要“角色”，便是多种多样的叙事技巧。这是戏剧家们必须依赖并使用叙事技巧的根本缘由。中西方古典戏剧家们在使用许多叙事技巧上的不谋而合，揭示出的正是某些具有普遍性的戏剧创作规律。成功运用叙事技巧的大量剧作彰显出，这些技巧乃属于契合戏剧叙事规律的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是促使戏剧艺术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关键因素，体现出中西古典戏剧家在戏剧叙事学领域的可贵探索与重要实绩。　　 本论文探究的几种叙事技巧之间，并非彼此隔绝、各行其道，而往往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比如发现与突转、巧合与误会之间多构成某种因果性联系，此即因发现而引致突转、由巧合而衍生误会；戏中戏与幕后戏、预叙与延宕之间则构成某种逻辑性联系：戏中戏与幕后戏属于对舞台空间截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式——前者充分利用舞台空间并直接通过舞台空间予以展示，后者则有意隐遁于舞台空间之外，仅仅借助剧中人物的叙述予以间接暗示，因此这里不妨可以从其与“戏中戏”的对立角度而称之为“戏外戏”；预叙与延宕属于对舞台时间判然有别的两种处理方式——预叙是对未来某一时间内即将发生的事件的预先披露，延宕则是对未来某一时间内可能发生的事件的阻挠拖延，换言之，前者在时间上比较“超前”，后者在时间上却相当“滞后”。而若从虚拟性与逼真性（即写实性）的表演原则来看，“幕后戏”主要体现出虚拟性的特征——即借助人物的叙述而间接暗示，对于观众而言乃是虽可以听到却无法直观的虚拟性的事物（如某些人物、事件、场景等等）；而包括停叙、戏中戏、预叙与延宕、发现与突转、巧合与误会在内的叙事技巧，则主要体现出逼真性（即写实性）的特征——它们涉及的是需要呈现于舞台之上的直接展示的剧情内容，而且往往也正是吸引观众观赏兴趣的最具有“戏剧性”的那些人物动作、事件、场景等的“当场”搬演。从构成为“幕后戏”反面的这一角度而论，我们可以将这些叙事技巧笼统称为“幕前戏”。所以运用叙事技巧的背后，其实正是戏剧家对于舞台时空的灵活驾驭和对于戏剧表演虚实原则的适度调控。　　 本论文最后从戏剧艺术兼容的代言性、叙事性、抒情性视角，着重比较元杂剧与明清传奇运用叙事技巧的差异性，辨析叙事技巧与戏剧艺术“戏剧性”之间的关系，藉此窥探中国古典戏剧创作所经历的，日渐削减抒情性、充分发挥叙事性、刻意强化戏剧性（如演员的代言性表演等）的历时性嬗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