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转基因作物研究和应用在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也会存在风险。转基因作物研究阶段的风险主要是环境风险,造成风险发生的主要因素是研究者的操作规程、实验室设施是否合乎要求等。因此,为了对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环境风险进行控制,现有的工作主要是制定技术人员实验室和田间操作规范。但是,由于这些操作规范的执行涉及到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因而,规则和制度的遵守涉及到研究人员遵守规则的激励问题。这可能是转基因作物研究阶段风险控制的主要问题,但现有的研究对此很少涉及。即将启动投资35亿美元的转基因生物研究重大专项,标志着我国广泛开展转基因生物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对研究阶段的环境风险控制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转基因技术的技术特性进行分析,从而推导出其经济特性;其次,基于商品品质属性的视角对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进行分类;第三,基于转基因技术的经济特性,推导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人员、行政监管人员和转基因检测中心人员的行为,并进行了实证调查;第四,通过问卷的方式对可能有效的监管政策的制度措施进行了核实。所采用的方法有:问卷调查、访谈和理论分析。根据我们的研究,得到以下几个结论:(1)按照转基因作物研究的技术特性,可以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分为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其中信用品属性是转基因风险面临的主要问题。转基因作物研究中的许多行为都会导致环境风险。其中,有些实验室操作的风险(包括实验室设备条件)容易识别,或者其发现成本相对较低,只要掌握了试验条件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人员都能进行监管,外部行政监管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有些操作的风险或潜在风险,不可以立即预见到,只有在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才可以发现,具有经验品特征的风险,采用声誉机制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与共享)等进行治理,科研人员“自管”为主,行政监管为辅是较好的制度安排。更进一步,绝大多数的转基因作物研究操作风险,具有极强的信用品特征,一般在实验室内或在密封的温网室进行,同时操作过程的知识性很强,一般人很难判断其规范性;即使出现了环境安全问题,在环境中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效应严重滞后),也很难追溯到相应的责任人。转基因作物研究中的操作风险的识别成本高,再加上转基因环境风险控制中需要有物质和时间的投入,可能导致行为人可能有极强的机会主义激励,因此,要采用多种监管措施,如声誉机制、考核机制、市场竞争机制、法律措施等综合运用,对于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控制,核心是这种极强信用品特性的风险控制。(2)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研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我国科研人员转基因环境风险控制行为的3个主因子是风险认知和控制能力、行为意向和同行影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和监管的信息不对称。我国科研人员对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认知还不够,对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的政策法规了解就更少,而科研人员对风险的认知程度和行为意向均显著影响其对风险的控制行为。目前我国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单位,其安全设施不到位,一部分研究单位没有规范操作。行政监管部门监管不得力,多数流于形式,其监督行为对科研人员的转基因风险控制行为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科研单位内部的监管更多也更有效,科研人员也普遍认为以研究单位自管或以研究单位自管为主,行政监管为辅更有效。(3)检测中心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检测中心主要依托于研究单位和大学,以副高级及正高级职称的人员为主。近三年来主要承担的任务是转基因成分检测,并且任务主要来源于政府委托。目前多数检测中心任务不饱满,一些设备条件还没有到位,运行经费不足。人才队伍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既懂分子生物学又懂生物化学和分析化学的专门人才。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研究经费支持检测技术研究工作,也未开展长期的监测研究工作。(4)通过对国外主要三种监管模式的分析,以及对我国现行监管体系的分析,提出了我国现行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强调技术性而忽视了行为管理,国务院与主管部门的责任与知识配置不当,各部委之间的关系不清难以协调,中央主管部门与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配置不当,缺少政府管理绩效评价机制。基于本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根据风险特点,采用分类管理;提高科研人员的风险认知和控制能力;加强科研单位风险防范设施建设;明确检测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建设专业化的检测机构;加强检测中心的条件和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开展检测技术及监测研究;根据各相关机构的行为特征,采取相应的考核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