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农业的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正在缩小,这引起了对上世纪中期以来提出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这一判断的质疑。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农业产前和产后部门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小；而在农业产前和产后部门不发达的国家,如印度、拉美等国家,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大。那么,涉农产业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是否存在联系?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回答：现实经济数据是否已经反映了涉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涉农产业发展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机理是什么?涉农产业发展政策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本文首先把农业的概念和农业生产部门拓展到包括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在内的涉农产业,这是因为农业是一个体系,不能仅从其中农业生产这一个部门去考察其发展的好坏。同时,也把农业的经济规模从农业生产部门拓宽到涉农产业,从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中国涉农产业为27.1%,而农业生产部门只占10.5%(2005年数据),可见涉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是举足轻重的。然后,本文分别从统计、理论和政策模拟三个方面研究涉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本研究从国际层面和中国省级层面对涉农产业发展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统计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在涉农产业理论和增加值核算方法的指导下,本研究选取了涉农产业发展程度指标,核算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和中国省级的涉农产业增加值及其构成。同时,根据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状况,选择了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指标和城乡人均居民收入比指标,从国际上主要的几个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库和中国统计数据搜集得到世界主要经济体和中国省级居民收入差距数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国际层面和中国省级层面的涉农产业发展程度指标与居民收入差距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不管是国际层面还是中国省级层面,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研究从基于非位似效用的结构增长理论和考虑产业关联与居民异质性的社会核算矩阵的理论研究表明,在分别考虑消费的恩格尔效应、产业关联性、居民异质性的情况下,涉农产业发展程度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的,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经验事实可以得到解释。基于两个理论的研究发现,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涉农产业发展程度也会随之提高。第二,在劳动力同质且在行业间无法流动或者存在流动成本时,涉农产业的发展可以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第三,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当劳动类型存在差异,不同行业对不同类型劳动的需求存在差异,不同类型劳动的报酬存在差异,那么,涉农产业(不包括农业生产部门)的发展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第四,当居民异质性程度较高,涉农产业发展虽然能够缩小整个经济体中的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可能会拉大某些群体内的居民收入差距。本研究从基于非位似效用、产业关联性、居民异质性特征构建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微观模拟模型的政策模拟研究表明,以减免生产税为主的涉农产业发展政策可以缩小经济体的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可能会使得经济体中某些群体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考虑了宏观闭合和随机性之后,结论是稳健的。具体看：第一,农产品加工制造业的生产税减免政策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在五部门中最有效。第二,城镇和农村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受涉农产业发展政策的影响有差异,城镇的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第三,经济发达区域内部与经济欠发达区域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受涉农产业发展政策的影响有差异,经济发达区域的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而经济欠发达区域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第四,结论在不同的宏观闭合选择和随机性设定下都是稳健的。本研究是对已有文献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继承和拓展。第一,已有的涉农产业概念和核算研究,为本文的涉农产业发展的定义提供理论支撑,为涉农产业发展的核算提供了方法指导。在已有研究的通过涉农产业核算来体现涉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核算经济贸易合作组织成员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涉农产业增加值和中国省级的涉农产业增加值,找出了涉农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计量模型发现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第二,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和农业发展政策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些研究佐证了对涉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农业的关注,除了农业生产环节,也要关注农业投入部门的发展,要关注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的发展,要关注农产品流通服务部门的发展。第三,已有的研究已经在局部均衡框架下分析了涉农产业发展对相关利益群体的影响,这类文献为本研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分析提供了直观的认识,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对间接群体的影响,这类研究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从涉农产业发展对整个经济体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来看,采用一般均衡框架是有必要的。第四,已有的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社会核算矩阵研究为本研究的一般均衡框架提供了产业关联和居民异质性分析的启示,并且也得到对本研究有启发的观点。但是,这类研究并没有考虑到居民消费的恩格尔效应对涉农产业发展的影响,同时,此类研究对居民的划分比较粗略,这使得其在研究涉农产业发展和居民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缺陷。第五,已有的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研究为本研究在构建居民消费和影响机制分析提供了指导。此类模型已经考虑了居民消费的恩格尔效应对涉农产业发展的影响,但是,由于对居民采用代表性居民来设定,使得模型在分析居民收入差异的环节存在不足。第六,已有的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微观模拟模型的研究为本研究在考虑居民异质性方面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是,此类研究并没有考虑模型本身的宏观闭合设定和随机性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模型本身的可靠性。本研究则全面地考虑了这些问题。本研究为支持涉农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本文统计、理论和政策模拟三个层面揭示和解释了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作用。本文使用国际层面和中国省级层面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涉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发现涉农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本文从基于非位似效用函数的结构增长理论和包含产业关联与居民异质性的社会核算矩阵理论,在理论上阐述了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本文也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微观模拟模型模拟了涉农产业发展政策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支持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较为适用的政策分析框架。本研究对CGE模型的宏观数据与微观模拟模型中的微观住户调查数据的结合方法的应用做了一次探索性的尝试研究。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微观数据及微观行为与宏观数据和宏观条件相结合,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关注政策的不同群体的差别效应。中国政府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分享式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关注平均居民收入的同时,更关注不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并希望让所有的居民都能在增长发展中获得福利的提高。虽然传统的CGE模型也可以对微观主体进行分析,但是这种分类仍然是采用代表性微观主体假设,因此无法真正反映微观主体间的差异,这样导致很多重要的信息被遗漏。CGE模型微观模拟技术可以将微观住户调查数据引入CGE模型中,这样就可以反映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综合利用宏观和微观数据提供一个视角。此外,由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中提供了每个家庭的所在区域,因此,可以模拟外生冲击对不同区域家庭的收入分布的影响。这一尝试为政策制定者考虑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政策分析工具。本研究为涉农产业和居民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处理方法。本文拓展了涉农产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Furtuoso et al.(1998)虽然完善了Davis and Goldberg (1957)和Schluter et al.(1986)对涉农产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但是,他们对农产品流通服务部门的计算时忽略了这个部门作为农业投入部门对农业生产部门的部分,因此,高估了农产品流通服务部门的增加值。本文则将这一部分从农产品流通服务部门中扣除。在已有社会核算矩阵编制方法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国涉农产业社会核算矩阵。本文根据国际产业分类标准和国际商品分类标准,先编制得到涉农产业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涉农产业社会核算矩阵。在中国涉农产业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中国住户调查数据中的微观家庭数据,并通过交叉熵方法,平衡得到了包括18035个家庭的中国涉农产业家庭细分社会核算矩阵。这一数据的编制为今后研究相关宏微观结合的问题提供了启发。本研究深化了对农业对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理解。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更多的是关注农业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但是忽视了农业产前、产后环节的发展质量对农业重要性发挥的影响。本文认为只有一个农业产前、产后环节都有良性发展的涉农产业才能发挥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