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立足于对河南省安阳地区的民族志研究，力图探讨20世纪上半期华北基层社会从自然村向行政村的转型过程，以及礼物社会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型过程。这一现代化改造既是一个适应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研究，在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的，主要有“共同体衰落说”或“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之外”或“内卷”这三大西方表述(主要建立在满铁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此，在民族志的重新回顾时，作者针锋相对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政权、阶级和财富的更新换代历程，展示等级制理想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建，及等级制追求的王权荣耀在献祭与道义的矛盾中走向共同体的分裂，这一分裂打破了神话的幻象，现实是乡村的分裂和流民阶层的壮大，揭示了1926年-1948年华北农村的社会。 该文试图以民族志地区现代化的个案为例，勾勒1926-1948年近二十余年社会体制的变迁，从而针砭对现代性以及革命的误读。通过近二十年民族国家起步历程的回顾，阐释礼物社会如何由礼物蜕变为等级制王权的献祭，叉如何在革命发动的“诉苦”、“还债”的伦理的控诉中通过分土地、分浮财等生产资料的移交，又把献祭还原为礼物。礼物社会由失落到回归，经历了一个阶级概念的重新组织和操练，在典范剧场中习得，表现在：等级制以象征荣耀的夸示排场规定的阶级概念如何被革命改造为以象征圣洁的受难祭坛规定的阶级概念。 阶级概念的操练和替换意味着基层社会告别了礼物社会，进入了民族国家的时空中。对这一现代化历程的巡礼的最大意义是对礼物社会如何融入现代体制的深入反思，以利于继续永无止境地对礼物道义进行探索和追求。